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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琰原本想要装糊涂的，谁知道，太宗皇帝这个时候，居然犯起了一根筋，开始不断旁敲侧击的往薛琰的脑门儿上杵，后来见旁敲侧击不成，干脆挑明了要巧取豪夺了。
“贤侄有大智慧，当知先公后私，玻璃这物事利益非同小可，倘若献于朝廷，想来当今圣上必定不吝封赏！”
“贤侄此言差矣，倘若无国，何以家为，贤侄欲要生活安泰，当须知只有国家强盛了，百姓方能得享安乐，方尽天下，圣天子当朝，正欲大展宏图之时，然前隋战乱多年，而后又有突厥寇边，如今虽平息了边患，可朝廷国库已然空虚，贤侄岂能只顾自家，而罔顾国家！”
那意思分明就是：小子！快点儿将玻璃的制造工艺交出来！否则的话~~~~~~哼哼！
薛琰是真心无语了，特别是听着太宗皇帝不断地往自己脸上贴金，他突然有种腻歪的感觉，“圣天子当朝”，好吧，这话不错，您老人家确实算得上是华夏五千年中难得的有道明君，可是这话，从你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听着咋就这么别扭捏！？
而且，把理由说的那么高大上，归根结底，还不就是眼红玻璃赚钱了，你老人家分到手的税太少了吗？
薛琰也是个牛脾气，太宗皇帝越是这么说，他就越是不愿意顺着太宗皇帝的意思干。
而且什么叫国富民强，这句话说的好像不那么有道理，应当是民富国强才对吧！
藏富于民懂不懂啊！？
要知道，藏富于民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经济理论，是华夏自古以来富民学说的延伸，藏富于民更是后世东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特征，是现代文明的终极价值观，更是一种民主及国家强盛的现象。
当然了，薛琰这个时候和太宗皇帝说什么民主，那纯粹是扯淡，但是藏富于民的道理总归是错不了的。
事实上，这种思想并非是后世才出现的，华夏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家，在有关国家与百姓之间物质财富分配关系中，历来都主张藏富于民。
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视为实现治国安民的基本原则，自先秦以来，富民思想在华夏的思想界更是不断出现，影响深远。
华夏的富民思想的渊源极早，《尚书》中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百姓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
至春秋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儒、墨、道、法各学派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的政治需要出发，也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富民思想。
薛琰觉得有必要和太宗皇帝辩论一下了，要不然的话，这位华夏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之一，还不得因为眼红，变成巧取豪夺得专业户啊！
正方：太宗皇帝，论点，国富民强！
反方：薛琰，论点，民富国强！
如今被视作正统的儒家，就把传统的富民观点，丰富发展成为一种安邦治国的经济理论，孔老夫子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论点，把充裕百姓的物质财富，作为实施礼乐教化的基础。
孔夫子的富民措施主要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实行宽惠的经济政策，允许百姓牟利取财，同时要求统治者节用薄敛。
他把百姓的富足看作是朝廷获得充足财源的基础，主张民富先于国富，国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这就是著名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政治思想。
孔夫子的富民思想在华夏长期成为传统的教条，具有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主要继承者孟轲与荀况对富民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孟轲的富民政策主要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赋税，“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他的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是制恒产、兴井田、给每农户五亩宅、百亩田，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他的薄税敛主张是：商舍不税，也不征货物税、房地税和无职业者的人头税,只征单一的农业税，即相当农民收获九分之一的劳动地租。
孟轲认为实行了这些富民措施，就能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达到家给人足，天下大治。
荀况继承了早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观点，进一步阐发了治国必先富民的意义，他批评统治者好利聚敛是“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并分析了财富分配与国家兴亡的关系：“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从治国必先富民的理论出发，要求统治者“以政裕民”，即采取节用薄敛和倡导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民富裕。
“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荀况认为人民富裕，有利于生产发展，“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而生产愈发展，国家也就愈富，从而“上下俱富”。
墨家则从小生产者求生存、求发展的愿望出发，反对亏人自利，要求在互爱互利中求富，墨家认为求富的途径，在于自己的努力劳动：“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
他们反对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要求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
道家倡导无为，一切因顺自然，反对统治者干涉百姓的经济活动，主张“我无事而民自富”，让百姓们自由牟取财富。
薛琰引经据典，从儒家，墨家，道家的理论，阐述着民富国则强的道理，将太宗皇帝说的哑口无言。
太宗皇帝虽然少年之时，也曾博览群书，可他怎么可能有薛琰这种变态的记忆力，想要反驳，却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入手。
薛琰则越说越起劲，说完各家学说的富民思想，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论据，接下来就是引用前朝的实例，打算一举击垮太宗皇帝“国富民强”谬论。
事实上，富民思想一直以来并不是只存在于学说当中，华夏的历朝历代的无数政治家都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西汉时，董仲舒继承先秦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要求取消盐铁官营，他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反对官僚地主兼并农民，倡导“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的均富思想。
司马迁亦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主张因顺百姓自由求富的愿望，发展农工商虞，达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薛琰滔滔不绝，太宗皇帝都不禁有些动摇了，低头沉思良久，道：“薛琰！你这小儿倒是极擅诡辩！”
薛琰一愣，听太宗皇帝突然变了称呼，赶紧离席而起，绕到了太宗皇帝面前，跪倒下拜：“微臣参见陛下，适才微臣失仪之处，还望陛下念臣年幼恕罪。”
太宗皇帝都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显然是不打算再将这角色扮演进行下去了，薛琰要是还不乖乖下拜的话，那就当真是不识抬举了。
太宗皇帝见状一愣，不禁笑了道：“你倒是通透的很！算了，平身吧！”
薛琰闻言，谢了恩，起身垂首而立，也不言语。
太宗皇帝见薛琰此刻这幅模样，方才被薛琰辩驳到哑口无言的气闷也都消散了，笑道：“这会儿怎地不说话了，方才不是很能雄辩的吗？民富国强，薛琰！你说的不错，是朕太心急了。”
薛琰能猜到太宗皇帝所说的心急是指什么，作为一个帝王，太宗皇帝最大的心愿，就是讲大唐帝国打造的远超前隋。
谁让太宗皇帝极力的打压，贬低隋炀帝呢？
倘若，这个国家到了他的手上，还比不上被他贬低的隋炀帝，作为一国之君，太宗皇帝的脸面往哪里摆。
当下，太宗皇帝最为心急的就是，他不但要恢复前隋之时的版图疆域，更要将隋炀帝三征不下的高句丽彻底征服。
当然，这就需要大笔的钱财来支撑，自然而然的，太宗皇帝就盯上了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这种东西来钱实在是太快了，犹不得太宗皇帝不心动。
可是听了薛琰的这番富民理论，再想到当初自己担心的一些事情，太宗皇帝对薛琰手中的玻璃制造工艺，也便淡了心思。
倘若当真因为玻璃的制造工艺，就阻碍了大唐的科学发展，那么大唐还怎么继续发展壮大？
“罢了！薛琰！你便安心的做富家翁吧！你那玻璃制造工艺，朕不动心思了！”
薛琰闻言，不禁一阵惊讶，因为按照他所认知的太宗皇帝，这应该是个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的皇帝，现在，他居然认错了，虽然没说出一个“错”字，但是太宗皇帝这么说，分明就是低头了。
太宗皇帝这么一说，薛琰反倒是不好意思了，人家怎么说都是皇帝，是一国之君，为了充盈国库，竟然都屈尊降贵，到了臣子的府上，要是不拿出点儿干货的话，薛琰的心里，还真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