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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德川家族的联姻，进一步提高了王进贤在日本的地位和威望，使其在日本的处境有了极大的改善。日本的上层人士都知道：这个人不但是中华的大官，还是德川现任大将军的女婿，天皇的担挑。
有了这一层关系，王进贤已俨然成为在日本华人的领袖。王进贤倡议的长崎华人商会得到大家的热情支持。在王进贤回到长崎之后，按照王进贤的意思，商会筹备会议立即召开。来自中国各地的在长崎生活的华人汇聚一堂，共同探讨贸易发展的大计。大家一致拥护成立长崎华人商会一事，并推举王进贤作为商会会长。
王进贤心想：我就来这么一趟日本，今后大把的时间都在中国，哪里有时间在长崎当什么商会会长，于是便推辞了。谁知道这一推辞不要紧，一下子找不出能当会长的人了。各个派别为了让自己人当上会长，争得是不亦乐乎。面对这种情况，王进贤不能不站出来表态：“既然选不出其他人做会长，我就勉为其难，做个挂名的会长吧。”这才暂时平息了争吵。王进贤心中暗暗叫苦：选个会长都这么难，下面还不知道会怎样呢。自己当会长只是暂时转移了矛盾，商会还给有个管事的副会长吧，到时候也给争个头破血流。
果不其然，用不着等到选常务副会长的时候。在讨论商会的核心功能——如何协调解决争端的机制和人选时，会场又一次陷入激烈争吵。要不是被人劝开，刘觉和一个福建商人几乎大打出手。整个会场一片乌烟瘴气，筹备会议最后不欢而散。
在资本主义的所谓“萌芽”时代，也就是封建主义行将瓦解的时代，所谓行将瓦解也就是没有瓦解，封建专制还是在社会统治中占据主体地位。也许，现阶段，大规模的人民自主还不现实，大多数水手在陆地上只干四件事：吃饭、睡觉、嫖妓、赌博。能参加商会筹备会的人，已经算不得最基层的人民了，即使如此，地域观念、知识层次、眼光和偏见依旧阻碍他们有效地自己管理自己。“民主”是个美妙的词汇，是21世纪人人都向往的词汇。但是如果人民没有自主的素质，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那么民主往往是一场灾难。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无一不是时代的潮流，而非必然的选择。在商会的筹备这件事情上，王进贤也许就是太相信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素质了。或许确实该借鉴一下美国的经验，组织社会的上层进行探讨，形成一致意见后，再加以施行。
“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立国的基石；“平等”是法国立国的基石，而“民主”则是美国的立国之基。而在美国这个“民主”之花绽放的地方，其体系框架却是由封建庄园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架构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1787年5月至9月，“以修改《邦联条例》为唯一的和明确的目的”、“使全国体制足以应付政府的紧急事务和保全联邦”为名义，除罗德岛之外的当时美国12个州的55名代表会聚费城，由乔治·华盛顿任会议主席，经过116天的多方讨论、协商和妥协，制订出一部新宪法，即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这个会议虽然奠定了美国立国之基，但是却是社会上层的少数人士故意避开广大人民进行的。所谓的“民主”只存在于社会上层之间，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直到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时代，人民的民主才第一次成为一种政治力量登上舞台。然而，杰佛逊所期待的民主事实上是农民民主，和现代民主并不相同，那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幻想。真正的美国民主，还要等到20世纪初。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大地主，由他们领导人民进行革命。而大规模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那需要等到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生活水平的提高，识字的普及，中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才可以实现，过于激进只会导致失败。
二、
见江兰、周性如、张吉泉、欧阳荣宇、冯六，都是长崎华人中的头面人物，其中见江兰、周性如是三江帮的代表人物，张吉泉和欧阳荣宇是福建帮的代表人物，冯六则是日本的华人大通事，加上王进贤，一共是6个人。王进贤把他们请来，就是希望通过用缩小讨论范围的方式，商议商会筹备事宜，最终修成个正果。虽然缩小了讨论的范围，但是争论的激烈程度却一点都不差，远远超过王进贤的设想。老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协调解决争端的机制及商会掌舵人的人选。三江帮的诉求是按照在中国的每个省来划分名额，要知道三江帮虽然名为三江，其实是包含了除福建人之外所有其他各省人的派别，若是按照每个省来分配名额，三江帮便占有极大的优势；福建帮则要求按照船只的数量来分配名额，海上行商，十有七八的船只都属于福建人，若是按照船只来分配名额，福建人又占了绝对上风。
看着他们吐沫横飞，唇枪舌剑，王进贤气就不打一处来。
本来，王进贤从京都回来，心情是很好的。德川幕府答应了他几乎所有的要求，还对贸易的额度进行了加码。双方还就铜的贸易达成一致：日本是铜的产地，并不缺铜。但是日本政府对于铜的需求如饥似渴，走私现象屡禁不绝，以至于明朝政府也明令不许向日本出口金属铜。其实，日本并不缺铜，但是由于加工水平低，另外也因为缺乏矿物锡，因此日本缺青铜，从中国走私过去的，多是青铜钱或者青铜佛像。日本炼铜的水平也很低，有福建商人甚至把日本炼铜剩下的铜矿渣运回中国，再提炼一下，产出的铜居然还能挣钱。因此，从日本进口铜，到中国变成青铜，再运回去，其利甚大。对于日本政府来讲，也有十分迫切的需求。要知道，日本在国内使用得一般等价物，一直是中国的铜钱，日本到了“现在”还没有本国的货币。一直要等到1626年才开始实验性的铸造铜钱，而要到了1639年才开始大规模铸造，因此，德川幕府对于青铜的需求如饥似渴。只有深入日本全国各地去招募工匠的要求，遭到了婉拒，王进贤的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九州界内，招募地点则只能设在长崎。
可是自打从京都回到长崎，一挨上商会这个事，王进贤就心烦意乱。争吵、谩骂、怒吼，一点一点地拱着王进贤的火气，看到几个老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觉得实在忍不住了，也确实应该爆发了，否则就控制不住局面了。王进贤“啪”的一拍桌子，“腾”的站了起来：“吵什么吵！你们就不能好好协商吗！你们就不知道团结才是力量吗！”
会场一下子凉下来了。
王进贤：“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岁数都比我大，可吵起架来比我火气还大。现在，我们在日本，人家日本人拿我们当外人，说驱逐就驱逐，说犯禁就犯禁，说杀就杀，说烧就烧，根本没有我们辩驳的余地。而在唐土呢？大明拿我们当海贼，见到就抓，船上的东西全部没收，弄得你轻则倾家荡产，重的连命都保不住。你们还有什么可吵的。你们可以依靠谁？你们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些和你一样在海上漂泊的兄弟。同病相怜啊！你们之间还吵？还不团结？那你们还能有什么前途！我为什么要成立长崎华人商会，就是希望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抱成一个团，这样人家才不敢欺负我们，才不好欺负我们，才无法任意鱼肉我们，我们越团结，力量才会越大，才能在这无边的大海上游刃有余，在国家的夹缝中谋一个好的生活。若是今天你搞我一下，明天我搞你一下，我看不用做生意了，天天你防我我防你，大家伙天天提心吊胆，累也累死了，你们说是不是。我看先不要讨论名额问题了，先梳理一下商会的功能，看看商会到底能起什么正面的作用。”
说来也怪，这一梳理作用，大家伙发现：以前对商会功能的理解太狭隘了，就集中在解决争端、协调关系上。现在发现，商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干，比如：海上援助、抚恤死伤、沟通政商、人员交流、管理船员等等。在座的，除了冯六是长崎的大通事，其余四人都是大商人、大船主，这一聊起来，发现他们之间都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在任何时候来讲，经济利益的力量都要远超过通过地域划分的情分。对于海商也是如此，在当时，船东、主管、火长等为一个阶层，水手为另一个阶层，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说是阶级划分的分水岭也不为过。因此，抛开地域限制，这四个人其实对待很多事情有着共同的看法。很快就对商会的功能、组织架构、人员组成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剩下的问题就是细化的问题了。特别是他们加强了商会对船员管理的功能，像什么服从命令听指挥，禁止酗酒、斗殴、赌博，注意防火，买卖公平等等。这都是王进贤所没有想到的。
三、
就在长崎华人商会紧锣密鼓的筹办之时，欧阳华宇辞世了，作为在长崎的华人领袖，他的辞世是华商界的一大损失。由于欧阳华宇等华人曾经在悟真寺购买了一块墓地，按照欧阳华宇的遗愿，他的遗体将被安葬在悟真寺。
“商会的成立仪式和葬礼安排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太合适吧。”王进贤对于把商会的成立仪式和欧阳华宇的葬礼前后脚举办，觉得不太合适。
见江兰：“没有什么不合适，大家都是商人——务实。正好各地华人的头面人物都来到长崎，大家来一趟也不容易，不如两件事情一起办了。连欧阳公子都同意了，您就别介意了。”
王进贤：“欧阳公子同意了？”
见江兰：“同意了。欧阳公子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
王进贤：“这是陶渊明的诗啊。好吧，既然欧阳公子的同意了，我再啰嗦反不为美。”
【1】陶潜所作的《挽歌》。
四、
在日本各行各业的华人给欧阳华宇举办了十分隆重的葬礼，为他送葬。转天来，这些华人参加了长崎华人商会的成立仪式。来参加成立仪式的还有长崎奉行长谷川权六等日本官员及商人。在成立仪式上，王进贤毫无悬念地被选举为第一任贾必丹。
趁着这个大好机会，王进贤和各路人马商谈合作事宜。特别是和平户的华人贾必丹李旦【1】确定了合作意向。李旦答应承担很大一部分和幕府的额定贸易，这让王进贤出了很大一口气。
幕府政府对王进贤寄予厚望，赏赐大量的金银财宝，并托王进贤转交万历皇帝礼物和国书。幕府还与王进贤签署了巨额贸易协定，以及工商业发展的意向。王进贤和见江兰反复计算，觉得这些贸易定额对于他们的输送能力来讲，还是过于巨大了。和李旦的合作不但减轻了王进贤的压力，而且体现了华人之间——无论是福建人还是福建人团结合作共赢的局面。
李旦还告诉王进贤：幕府在每年的春季制定货物的价格。每年从中国到日本，春夏秋三季都可以通航。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一年可以交易三次，而葡萄牙和西班牙往来日本，只有春季一季。所以每年春天的时候，可以少带点货物，这样物以稀为贵，有助于抬高物品的价格。而夏季、秋季的可以按照春季的价格进行倾销。当时，日本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是长崎和平户，由于幕府政府大力禁止南蛮教，所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日生意受到很大影响。而英国和荷兰的对日生意才刚刚开始，完全不成规模。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国家没有像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那样的对中贸易窗口，因此获得中国的货物极难，而把货物从西欧本土运来，那成本实在是高的吓人，任何物品在这么长的距离下都完全没有竞争力，况且他们的很多物品成本本来就比中国高。因此，长崎的贾必丹王进贤和平户的贾必丹李旦的这种约定，几乎可以控制对日的贸易。二人在谈笑风生、推杯换盏之间，操纵着日本的对外贸易，保护了对日贸易华商的最大利益。
【1】李旦（？－1625年），明末福建泉州人。天主教名，绰号为“”，一作“”（中国船长）。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知名的海盗商人。拥有武装船队的他，于中国，台湾，日本，东南亚等辐辏航线同时进行商业贸易与船只抢劫，传闻李旦为郑芝龙义父。
五、
很多人都不明白，王进贤为什么会在各种匆忙的会见商谈的间隙，居然抽出时间会见了平户的一个裁缝——颜思齐【1】。
王进贤：“最近生意还好吗？”
颜思齐：“回大人的话，说实话，不太好。”
王进贤：“不必拘礼。为什么不太好呢。”
颜思齐：“听说是德川幕府不希望外样大名生意做得太大，因此一直在有意压制外样大名的贸易。像平户藩这样的大名，现在做贸易的限制越来越多，因此到平户藩做生意的商人越来越少了。像我们裁缝，吃的都是百家饭，只有到平户的生意人多了，我们的生意才会好。如果生意人去的少了，我们的生意必然会越来越差。”
王进贤：“哦。是这样。长崎是德川幕府的直辖地，可以到长崎来做生意吗。”
颜思齐：“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我周边也有不少人举家带口迁到长崎。可是我琢磨着，大家都去长崎，长崎的竞争就太激烈了，生意也不一定好做，而且我们在平户藩很多年了，人脉都在那里，如果一旦到长崎，白手起家，从头开始，我担心——”
王进贤：“是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你有什么打算吗？”
颜思齐脸色发暗，唉声叹气道：“那就只有走一步看一步了。”
王进贤：“我听说在南方的海面上有一座大岛，日本人叫做高砂，我们大明叫东蕃岛，正好在南北交通的要道之上。岛上面山高林密，土地肥沃，只有一些未开化的土人。如果能够占据此地，加以开发，必能繁华似锦。”
颜思齐的眼睛亮了。
王进贤：“道明。”
周道明：“大人。”
王进贤：“这位是周道明，是我的贴身的亲兵，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找他。我如果能够帮忙，一定会尽力的。”
颜思齐：“怎敢有劳大人。”
王进贤：“不必如此客气。好男儿志在四方，如果你有大志，我不过能够送你一匹快马罢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异日相见，说不定我王进贤还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呢。”
颜思齐眼泪汪汪涌上眼眶，伏倒于地道：“多谢大人教诲，如果异日我颜思齐有得志的一天，绝不相忘大人的恩情。士为知己者死，大人如有用得着小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王进贤：“周道明，你知道我素有神仙之名。今日如此繁忙，我还抽出时间与颜先生相见，足见此人不是凡品。我将与此人的联系托付于你，你绝不可以慢待颜先生。”
周道明：“不敢有负大人重托。”
【1】“开台王”颜思齐（1589年——1625年），字振泉，漳州海澄县人。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武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泉漳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