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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春耕已是迫不及待。
新港通过海贸获得的移民主要安置在新港城周边以及新港直辖的彰化和淡水区域，南部云林、嘉义、安平、凤山四县移民比例变化不大，多数为原先的自主移民，在穿越众到来前便已存在。
目前来说全台人数不算多，哪怕是第一年输入了不少移民，但靠海贸获得的粮食和现代带过来后备粮食以及每天出港的捕鱼船，这些渠道获得的粮食和肉食足以渡过第一年，但第一年的种田成果，决定着元老院接下来的移民人数和发展速度，毕竟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空有超越时代的良种、空有各类机器，没有大量劳动力的参与，一切都是空谈。
农业部长徐刚向元老院递交了一份报告，农业部内部研究认为，综合目前西海岸的情况，想要最大限度的提高前期粮食产量，第一年应尝试大规模种植水稻、土豆、红薯。此外小麦、大麦、玉米、大豆、高粱、绿豆、蚕豆等作物可以作为备选发展种植规模。
经元老院全体决议，此报告被一致通过。
水稻且不用说，目前从海上获取的大部分的粮食来源都是稻米，而彰化地区则是天然的水稻种植区，此地水资源充足，后世便是非常著名的水稻产地，彰化一县之地，在后世完全开发后，耕地总数约9万公顷，其中绝大部分是水稻田，而全台总耕地数目在1977年的巅峰时期也才92万公顷，从彰化到安平这片平原之上，从清代以来便是岛上的农业生产命脉。
水稻在第一年的种植方式将种植两季稻。台湾虽说是适合种植三季稻的，但传说中的三季稻并没有那么神，在农业方面，边际产量递减规律非常突出，江苏省邢江县1980年的试验结果表明，当年，两季稻每亩总产量达2014斤，而三季稻只有1510斤。更不用说两季稻还节省了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
除了三季稻的产量原因外，实际上受到小冰河的影响，福建、广东地区冬天都会出现下雪的天气，所以目前的台湾气候想种三季稻还得细细考量研究。
西海岸第一年用来种植两季稻的是现代种子，稻种里面早稻、中稻、晚稻都有，由于穿越者没有“野败”这种雄性不育的水稻基因型，就是从现代市场上购买了杂交水稻种子，也无法大面积推广种植，所以买来的都是普通稻种，但相比于17世纪的稻种收成，待秋收之时，必然是另一番光景。
由于绝大部分人的饮食习惯，水稻的种植是基本，而土豆和红薯则是让穿越众对于前期粮食产量非常乐观。
土豆又叫马铃薯，因酷似马铃铛而得名，此称呼最早见于康熙年间的《松溪县志食货》。东北、河北称土豆，华北称山药蛋，西北和两湖地区称洋芋，江浙一带称洋番芋或洋山芋，广东称之为薯仔，粤东一带称荷兰薯，闽东地区则称之为番仔薯。
马铃薯非常适合在原来粮食产量极低且只能生长莜麦的高寒地区种植，相比于红薯更抗干旱，虽说没有土豆脱毒技术，但17世纪时，马铃薯已经成为欧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并且已经传播到中国。
古代并没有明确脱毒概念，而土豆的脱毒并不是那么简单，现代土豆脱毒方面，我国一直落后于国外，均产量不如国外的三分之一，国内还广泛存在传统种植。
不光土豆有所谓毒素，很多农作物在一块地种久了都会减产，所以古人很早就学会了在同一块地种植几年后便换一种作物耕种。
穿越众从现代带来的土豆种子，只需要确保头两年的高产便已足够渡过前期，渡过前期后完全可以用其余作物代替土豆。
比如除了土豆外，真正的神兵利器乃是红薯，红薯又叫番薯、甘薯、朱薯、金薯，俗称地瓜，这东西在现代亩产万斤的新闻屡见不鲜，而在古代，至少在1641年的明朝，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地区已是小有名气，但终究得不到大范围的推广。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丰臣秀吉的侵朝大军与明将李如松在平壤激战正酣。此时来自福建福州的商人陈振龙带着儿子及商队渡海来到菲律宾。在马尼拉，吃了半辈子大米的他们首次尝到这种清甜又管饱的神奇作物，看到漫山遍野种植的朱薯（国内最早的称呼），陈振龙想到了自己的福建老家，粮食短缺，时常有各种各样的水旱风灾，而且福建多山，若在山上及旷地种植朱薯，可以救荒，于是陈振龙决心把朱薯带回国内。
当时西班牙人掌控下的吕宋严禁薯种外传，陈振龙用高价向当地人密购薯藤数尺，装在竹筒中，用绳系于船舷浮在海中，避过检查，终于将此物带回福建福州并于当年试种。
当年正逢福建全省大旱，面临粮食短缺的局面，陈振龙让其子陈经纶上书时任福建巡抚金学曾，言明吕宋朱薯可以救荒，且易栽种，不怕水旱，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
金学曾阅后，即批示：“夷国之薯气味平甘，可补粮食不足，该生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速觅地种植，俟收成后，将朱薯呈验。”
据记载，陈家率先在自家的农田里开始种植红薯，四个月以后，把土挖开即见红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蜜枣。金学曾闻讯大喜，随即传令推广，“教民种之，以当谷食”。
此后福建之地，多赖此物解决粮食不足，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将朱薯改名金薯，因该薯系由外国引种，民间亦称番薯。
直至清乾隆时期，国内人口大爆炸，按照历史宿命轮回，乾隆年间本该是一个福份已尽的时代。此时的人口增长已经接近全国土地承载力的极限，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被饿死，另外一些差点饿死的人当中，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果腹铤而走险...恰逢此时，被忽视了近两百年的红薯开始进入执政者的眼帘。
乾隆年间的福建，一位叫陈世元的商人也在为了生意四处奔波，此人正是陈振龙的后代。在他的包袱里，除了闽商惯有的南洋货物之外，还有一件不起眼的物件。陈世元对它最是看重，每到一处都会向当地乡绅推销此物，并传授相应的栽种方法。
对于那时的百姓来说，番薯是一种神奇的农作物。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壤，也用不着辛劳的照料。人们为它投入的人力物力远不及稻谷或者小麦，而得到的产量却远远超越前者。
清乾隆十四年(1749)，陈振龙五世孙陈世元将金薯推广到山东胶州。乾隆二十一年又推广到河南、河北。乾隆四十一年，他编成《金薯传习录》2卷，在福州刊印出版。
1785年，乾隆五十年。八十高龄的陈世元在受政清廷委派前往河南传授种植番薯之法的途中逝世，乾隆帝闻讯，开恩追赠陈世元一个国子监学正职衔，这是一个区区正八品的官位，还是死后追赠。
“十全老人”根本不清楚陈世元推广红薯的这份功劳，对他和他的帝国究竟有多大的价值。迷之自信的弘历，似乎把这一切都算成了自己一个人的成就。此时的乾隆帝已经成功完成人口闯关，为清朝延寿百年。然而，该来的还是会来，而且来得更加惨烈...
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近两百年的时光，经福建陈氏五代人的推广，红薯才真正的在全国有影响力。
明清之时，水稻亩产在350斤上下，而红薯对地的质量要求很低，无需怎么打理照看，在明清之时便能轻松达到千斤以上的产量。
现代土豆亩产1000-2000kg，红薯产量2000-3000kg，放到穿越众手中，在没有肥料的帮助下，以粪肥作为基肥，产量可期，哪怕是现代产量的一半，也足以作为发家致富的利器。
在现代，哪怕是真有一天全国性的闹灾荒，粮食绝收，只要立刻种红薯，全国种红薯，两个月之后，待到红薯长到拇指大小，饥荒就可以得到缓解，茎叶做为蔬菜，小红薯收作主粮，能救命的主粮。
虽说过量食用红薯会出现烧心、吐酸水、肚胀排气等不良现象，其中主要是因为红薯中有一种气化酶导致，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多喝菜汤解决，且菜汤可以是红薯叶子做成的，不过吃多了放臭屁的问题嘛...
除了作为主食，红薯还能用来酿酒，《亮剑》中柱子要是没死的话，李云龙赏给他的那半斤地瓜烧可不是指吃的地瓜干或者烤地瓜什么的，而是半斤地瓜酒。
用地瓜酿的酒也就是地瓜烧，这种就酒就是呛和辣，其中这个“烧”字就是从这里体现的，那就是从嘴烧到胃，即便是不好喝，但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也算是非常难得的酒了，所以最后柱子才会那么高兴。
除了三种主食外，其余作物将完全作为补充，其中从现代带过来的玉米想要发挥大作用估计得应用到长江以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