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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如此的重男轻女，从给姐姐们起的名字上就能看出来，大姐叫吴如梅，二姐叫引娣还算说的过去。三姐叫招娣、四姐叫芦竹就能看出他期盼有个儿子的迫切心情。芦竹，在里下河水乡是那种不用种植而到处疯长的一种植物，个头能长丈把高，竹叶不能包粽子，竹杆不能当材料。长得如此茂盛的芦竹，到头来只能用于搭个黄瓜、线豆的架子或者直接当作柴火烧了。给四姐起了这么个名字，意思就是说已经贱到了没有任何价值。
我的母亲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放声大哭，大舅在一旁不停的劝慰。这时，我父亲也回到了家里，当他看到我四姐又被抱了回来，也不自觉地低下了头。大舅站起来就给了我父亲一拳，说：“老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父亲还不服气，回道：“要这么多丫头做什么？常言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就想要个儿子有错吗？”
大舅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你这是在骂我吗？”
我大舅结婚多年至今一直膝下无子，我父亲的这句话深深地戳在了大舅的心窝子里，我大舅气愤地走出了我的家门。
第二天，我大舅妈和小姨相约来到我家。大舅妈能说会道，上来就对我父亲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并且放出话来，如果再把我四姐丢掉，以后她们就再也不帮助我们家了。我们家人口多，尽管有我父亲辛勤地工作，有份工钱籍以养家糊口，但免不了还是需要我大舅和小姨的接济。听到我大舅妈这么说，我父亲这才打消了把我四姐继续送人的念头。
但是，事情还没过去多久，一个新的想法又在他的心里萌生了。
我父亲感到接连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也没有脸面挂不住，而且已经听到邻居、工友在背地里议论说他就不是有儿子的命，于是他执意要从上海回到老家去。
我父亲性格执拗，倒是说话算话。这一天，在我家里当着我大舅、大舅妈、小姨的面，我父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阿哥，我想了好久，决定还是带着她们回老家去。”他们都习惯叫大哥为大阿哥，大嫂为大阿姐。
我大舅一脸不解，问道：“在上海好好的，有工作，有房子，为什么又要回老家呢？”
我父亲低着头抽着烟没有吱声，大舅妈有点急了，说：“说呀，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父亲狠狠的掐灭了烟头，说：“还为什么呢？你们是没在万福里，左邻右舍说的那些话，听得我耳朵都长茧子了。”
大舅妈：“他们都说什么了？”
我父亲：“还说什么？说我家只能养一群草鸡，永远也见不到猴子。”
听到这，我小姨气愤的说：“是谁呀？大姐夫，你告诉我，我去找他们说理去。”我小姨是远近有名的“小辣椒”，与人争论即使无理也能被她抢三分。
我母亲正坐在一边给我四姐喂奶，说：“别人说别人的吧，我们过我们的就行了呗。”
我父亲有点不悦，说：“你懂什么呀？！”
我母亲放低了声音，说道：“在上海，有大阿哥大阿姐和妹妹帮衬，回老家后谁能帮我们呢？”
我父亲：“孩子爷爷奶奶不能帮我们吗？”
我母亲：“还爷爷奶奶呢，奶奶的眼睛都被爷爷打瞎了，还怎么帮？”
我爷爷的脾气更加火爆，有一次与我奶奶刚刚争吵了几句，上来就是几个耳光，打得我奶奶眼里直冒金光，而后昏厥倒地。村里人把我奶奶搀扶起来，可奶奶的眼睛却从此不见了天日。奶奶的娘家来了人，我爷爷躲进屋后的竹林里一直不敢现身。可娘家人一听原来是男人教训女人这么回事，谁也没说什么。把我父亲找回来后，大家坐在一起喝酒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就又回到了龙城。他们认为，这是家务事，男人管女人怎么做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大舅见我父亲态度坚决，感到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
“既然你已经拿定了主意，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老二呀，你抓紧与老家联系一下，看回去后在哪落脚，然后通知我们。今后需要我们帮助的也别客气，不管在哪，我们都还是一家人。”
我小姨接着说：“大阿哥说的对，我们当然是希望你们留在上海，这样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但你非要回去不可，我们也不好阻拦。只是请你对我大姐好一点，对孩子们好一点。”
我大舅妈还是有点生气，她说：“这个还要请求他吗？老婆是他的，孩子也是他自己的。对她们好是他的责任。老二呀，你给我听着，以后要是让我听到什么不好的事，我饶不了你。”
我父亲连连点头答应着说：“知道了，大阿哥、大阿姐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举家返乡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后来我父亲与老家取得了联系。至于落脚何处，几番书信往来，还是我奶奶的意见占了上风。我奶奶娘家是龙城人，祖上开过作坊，在百步桥一带还有大片大片的土地。我爷爷家境贫寒，自小就在奶奶家当长工。爷爷人生得结实，又很勤劳，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有一年龙城连日暴雨，双阳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进了龙城的大街小巷。百步桥一带本来就地势低洼，险情更加严重。奶奶家的院坝又高又长，把整个家业都包围了起来。毗邻双阳河的院坝阻隔着双阳河水与奶奶家里的场院，期间最严重的时候内外水位的落差已经达到了两三米。院坝长期浸泡在河水中，土质松软一击即溃。一旦溃坝，奶奶家不仅田地被淹，甚至连作坊、房舍都会一应损毁。那段日子，我爷爷与老东家以及其他几个伙计们一起负责这段院坝，没日没夜吃喝都在暴雨中的院坝上。他们一边向外舀水，一边还要随时监视着水情。有一天院坝一侧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管涌，是我爷爷第一个发现，又是第一个跳进浑浊的泥水中，一个猛子扎了下去，先是用身体紧紧地堵在洞口，为及时堵住管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后来又连续忙活了一天一夜，终于保住了堤坝，保住了奶奶家的产业。这次水灾，整个龙城损失惨重，可只有我奶奶家有惊无险、毫发未损，不仅作坊照常开工，就连院坝里的庄稼秋后还都获得了好收成。过后老东家多次说过，在这场水灾中，他的这份家业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我爷爷功不可没。老东家本想划出些土地给我爷爷，可我爷爷坚决不收。最后还是老东家拍板做主，就这样老东家的掌上明珠、那个当时只有17岁的唯一一个女儿后来成了我奶奶。
抗战时，驻龙城日军占用了我奶奶家的土地，在那修建了一排别墅，其中以琼花别墅最为豪华壮观，当年能够进出入住琼花别墅的都是达官显贵。日本人投降后，前来龙城接收的国民党大员占上了这里，琼花别墅又成了军官俱乐部，成了他们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风月场。只可惜在解放龙城的战斗中，国民党守军妄图依托琼华别墅坚固的建筑负隅顽抗。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别墅内的守军全部阵亡，别墅也遭到了重大毁损，担负攻击任务的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之后已经成了一座废墟的琼花别墅被拆掉了，周围的土地建成了工厂和农田，只是“百步桥”头一处闲置的房产，还是登记在了我奶奶家人的名下，现在这座房产即将成为我家从上海返乡之后的首个落脚之处。
为了多挣几个钱，临行前我父亲照常上班，每天还是和我大舅搭伴拉大据，但小组长的事体他已经不再过问。这几天，大舅妈和小姨几乎每天都要来到万福里，帮助我母亲收拾行李捆扎包装。早前几日我大舅联系了帮船，这样可以让我全家坐船直达龙城。但由于近期没有船期，而我父亲又是一日也不愿在上海多待了。不得已，他们只能是坐长途车直达镇江，然后摆渡过江到扬州再回龙城。这样一来，很多东西就不能随身带走了。其实家里几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带走的东西，只是即使贫穷也得生活，平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一样也不能少。
今天大舅妈和小姨前后脚又来到我家，小姨手里还拎着一个灰布口袋，我母亲接过来问道：“小娣，你带来的是什么呀？”
我小姨：“姐，这里面是白面。”
“带白面过来干什么？”
“今天我和大阿姐过来给你们烙饼，这样你们一路上不就有吃的了吗？”
“白面多精贵呀，给我们烙了烧饼，你们吃什么呀？”
“吃什么，不吃呗。”
“那哪行，别全烙饼了，你们留下一点吧。”
说着我母亲就取来一个瓷盆要从灰布口袋里倒出一些面粉出来。我小姨一把抢过布口袋，说道：“大姐，算了吧，别倒了，就这么点，还是和大阿姐他们一起从嘴里省出来的呢。再分还哪有多少呀，恐怕都不够你们吃到镇江的。”
“够呀，这么多呢，一路上哪吃得了呀？”
“吃不了，你们就到家以后再吃。你们这一回去，还不知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有这么点黄烧饼总能对付对付吧。”说着说着，我小姨哽咽起来。
我大舅妈急忙说道：“行了吧，现在再哭还有什么用呀，开始烙饼吧。”
万福里的弄堂里有好几家烧饼店，烧饼上撒上了芝麻黄灿灿、香喷喷的，但是再好吃的烧饼那也得花钱买啊。现在我家就要回乡了，回乡后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家里的钱哪怕是一分钱也得精打细算的。
忙活了一阵，烧饼烙得差不多了，小姨还在那继续烙着。大舅妈一边搓搓手上的面粉，一边过来问我母亲，她说：“大娣，你回去那天准备穿哪件衣服啊？”
我母亲不解，问道：“大阿姐，我还有几件衣服吗？还不是身上这一件吗。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大舅妈站在那拧着眉头问道：“我想了想，你一个人又要抱孩子还要拿东西，这么些烧饼怎么带？”
“还能怎么带，装进口袋里背着呗。”
大舅妈直摇头，说：“不行，你哪有肩膀再背个包啊。再说放在包里，想吃的时候也不方便，我就想这样。”
“大阿姐，你想怎样？”
“缝在你衣服的衣襟下摆里面，想吃了随手就可以扽一个下来，想吃多少扽多少，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我母亲一乐，说：“大阿姐，真有你的，亏你想的出来，我看这样挺好。”
在一旁的小姨听到了大舅妈的话，也凑过头来说：“这样好，大姐，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吧，让我和大阿姐给你的衣服里面缝上烧饼。”
我母亲连忙找出针线匣，小姨抢着把线穿过针眼，又把一个个地烧饼递到大舅妈的手上，大舅妈一针一线地开始缝针。不一会，我母亲的衣服下摆处全被缝上了烧饼。我母亲穿在身上试了试，虽然没有叮叮当当，但是就那么支楞着确实也有些怪异。
一个初冬的清晨，上海老北站站北广场，穿着各色衣服的人行色匆匆，此刻来到这里的大多数是要即将坐车远行的人。天空飘着细雨，似送别又似不舍。我大舅和我父亲爬上长途车车顶，取下他们刚刚放上去的所有的行李，用油布纸又严严实实地包裹了一下，然后顺着梯子再次送到长途汽车的车顶上固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