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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记事起全村每年第一个上门拜年的永远是阿龙的儿子树林，树林是庄上妈妈们用来教育自己孩子早晨起床的标杆。树林一过来，嘴里就“恭喜恭喜”的叫着，然后就用大拇指和食指支楞起上衣的口袋口等着。我母亲一边笑嘻嘻地应着，一边赶紧从一个簸箕里抓起一把苞米花、瓜子、花生什么的塞进他的口袋。树林一走，母亲就催着我们起来。
饭后我就一个人到处跑起来，挨门挨户的去给人家“恭喜恭喜”的拜年。不大点功夫，我的口袋里面已经装满了花生、瓜子、蚕豆。我跑回家倒空口袋然后又去拜年，口袋满了以后再回家，倒完以后再出去。非常令人高兴的是，今天的拜年我也收到了几根香烟，于是偷偷的藏了起来。庄上人家不多，一般个把小时就能拜年结束。乜南、乜北虽然仅仅隔着一条小河，但彼此之间拜年并不交叉。乜南人大多不去乜北，乜北人也大多不来乜南。但我家的情况特殊，因为外婆和小舅家就在乜北，只是咫尺之遥，不去拜年肯定是说不通的。所以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们一家人也会陆陆续续的全部要到乜北小队来给小舅和外婆拜年的。
拜年很快结束了，对小孩子们来说，游戏才是永恒的。只是每年过年之后游戏的内容马上就会发生改变，这个游戏一般会持续到春季开学后的一段时间，新游戏的名称叫“打钱堆堆”。因为过年了每个孩子的手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些钱，他们都会换成硬币。“打钱堆堆”是几个小伙伴在游戏开始前，每人盲出钱币的数量，我两毛，你一毛，他五分的，然后把所有的钱，当然全是硬币整齐的叠放在一块平整的砖头上。再按照出钱多少为优先顺序，在一定的距离上画上一条横线，参加游戏的人或蹲或站的脚尖不得越线，用手上的铜板击打钱堆，一人一次，依次循环。击打后掉到地上的可以据为己有。我个子不高，而且胳膊好像还比同龄人短一点，但准头很足，发力恰当，每次玩“打钱堆堆”都能赢回不少钱来。有些小朋友甚至说，志强“打钱堆堆”有准头，长大后可以参军去，打枪肯定准。
转眼到了正月十三，是苏中里下河一带“上灯”的日子。前几天我父亲就为儿子们劈好了竹子，又买回来几张花花绿绿的纸，同时外带了两支短短的蜡烛。大哥志刚对此不感兴趣，二哥志国喜欢动手，于是在纸上画了各种图案。“十三”这一天，我母亲早早的就练好了浆糊，二哥开始按照自己的构想编制花灯。有时做个兔子形状，有时也做个大马、狗熊图案的。我一般只能给二哥当下手，这样的代价和结果就是到了晚间天黑后，每个小朋友都把自己家的花灯拖出来或者提出来玩的时候，我家花灯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二哥的手上。我只能眼巴巴的跟在二哥的后面，有时遇到大风时，为了防止花灯里的蜡烛熄灭，我还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遮挡寒风。
三月的里下河早已经是桃红柳绿，满眼望去都是绿油油的小麦和黄灿灿的油菜花。今天是春季开学后的第三天，我和二哥还没起床，树林就背着书包站到了我们的床头。树林就像是小伙伴们的闹钟一样，每天早上都会早早的来到他们的床头，没有多少言语。然后从这一家再到那一家，全村的孩子都被他叫醒之后，树林就会跑到学校。在草庵学校每一天第一个到校的学生几乎都是树林，第一个拿起书本开始朗读的那个学生也是树林，可是学习成绩总是不太理想。
我吃过早饭背上自己的黄挎包向村口走去，那里东海、奋发、建安等已经早早的等候着我。这些小伙伴也很有趣，玩游戏、打架有时还欺负我，可只要是去上学，哪怕是在去上学的路上就全都听我的。我要是还没从家里出来，他们就一直在村口等着，然后跟在我的身后去往学校，当然树林除外。做作业我也有失手的时候，哪怕他们自己做对了，我的答案是错的，只要是和我的不一样，他们全都改成我的答案。当然这种情况是少之甚少，否则他们不都成了傻子？从乜家厦到草庵学校有两条路可走，走西边的乡村土路路面较宽又平坦，但需要拐几个弯。还有一条路就是从“老寒”家的门口直接向南，沿着田埂经过南头牛场，过南河，再跳过数不清的沟渠到达学校。
小男孩们都是天生属猴的。早晚上下学加上中午回家吃饭的两个来回，即使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他们从来也不会那么老老实实的走路的，依然是一路追赶一路跳跃，所以走田埂、跨沟渠就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甚至是在隆冬，田野都已冰冻，遇到阳光照射时，化冻后的田埂泥泞不堪。走在这样的田埂上鞋子沾着烂泥，滑倒的、鞋子陷在泥里的、身上全是泥巴的比比皆是。这时有些小女生会选择走西头大路，而我们男生依然乐此不彼。因为衣服鞋子脏了有妈妈洗，这里的乐趣远远超过走路的艰难。
经过南头牛场就是南河，南河是作为乜南小队与吴庄小队的分界河。南河的东头连接双阳河，西边被土路阻隔。因此，说它是河可以，长且宽。说它是水塘也行，毕竟这不是一条自流河。连结南河南北的是一条窄约80公分的田埂似的堤坝，因为堤坝两边的水位落差有三米多高，走在这狭窄的堤坝上，一般人的腿都会发飘，这些年女生或者是小男生从那里掉进河里的不计其数。
阳春三月，河沿边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因为小蝌蚪都来这里找妈妈了。我和小伙伴们沿着河边走着，有时折断几个随风摇动的杨柳枝给自己编个帽子，又折出一根根长长的小麦茎吹着草笛，有时就又蹲下来玩玩小蝌蚪。玩着玩着，奋发吆喝了一声：“快迟到了。”我连忙一挥手，说：“撤，”于是大家全都直起身来向学校飞跑而去。
和别的小伙伴不同，他们的书包里有时什么也没有，背着个书包就是装装样子，纯粹是给自己的父母看的。而我的书包里总是装着完整的学习书本和文具，不仅是因为我爱学习、学习好，还是因为我有一个令小伙伴们羡慕的、干净结实的黄挎包。我喜欢这个黄挎包，愿意背着它。上学时背着，出去串亲戚时背着，恨不得扒蚯蚓、打青蛙、拾猪草、放牛时也背着呢。我之前用的一只蓝色布包是二哥志国淘汰下来的，之前的之前用的很多东西也都是二哥曾经用过的。只有这个黄挎包是妈妈专门给我买的，当然里面也是充满了心酸。
那是两年多前大姐准备出嫁之时，我母亲要去范汊镇上给大姐置办嫁妆。按照当地的风俗，女儿出嫁的嫁妆基本上就是这两样东西。一只木头箱子，还有是一套放置在银桌上的女人梳妆盒。这个梳妆盒可以折叠，打开时掀起的盒盖里是一面小镜子，盒子里面还有两个小抽屉可以放上梳子、蛤蜊油等护肤品。合上盖子后整个梳妆盒就像似一个精致的小盒子。
姑娘们出嫁时陪嫁的物品也能反映她家的经济状况，但乜家厦村里家家户户的家庭经济条件差别不大，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主要分别就在于做箱子所用木料的品种。有的人家女儿少，父母就会选一些上好的木料做箱子，我家里有四个姐姐，全家从上海到龙城，又从龙城回乜家厦时，大姐已经十大几岁了。为了给四个女儿准备做箱子的木料，我父亲来不及栽种银杏等生长极慢的优良树木，只能在家前屋后栽了很多长势极快的槐树和泡桐。以至于后来我的姐姐们出嫁时得到的陪嫁箱子，全都是刺槐和泡桐材质的。新箱子刷着通红的油漆漂漂亮亮，用不了几年基本就都散架了。
那一天我随着母亲去范汊镇给大姐买梳妆盒时，被柜台里货架上挂着的一排黄挎包深深的吸引住了。几次低声的告诉母亲，她都假装没有在意。我有点失落，可又难掩心中的欲望，不停地拉动她的衣摆，表示自己希望得到一个新书包。但是母亲肯定是由于家里经济状况拮据而一直没有答应。买完东西后，母亲拉着我的手硬是把我拽出了商店，匆匆地从范汊镇往家里走。这一路上我又是哭又是叫的，嘴里还一直反复地叨叨着保证买了新书包后一定会好好学习。我母亲在前面快步地走着，我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走了两个多小时了，一直到了乜家厦村前南头牛场了，我母亲忽地停下了脚步，就这样默默的看着满脸鼻涕和眼泪的我。她用自己的衣袖给我擦干净了脸上的鼻涕和眼泪，什么也没说，就又拉起我的小手，转身向远方的范汊镇走去。回到刚才的那个商店里，我母亲打开包了一层又一层的手绢，取出钱买了那一只崭新的黄挎包。再次从范汊镇回村的路上，我再没有哭闹，更没有好好的走过路，而是一直蹦蹦跳跳的回到了家。
我与小伙伴们跑进了草庵学校，院子里钟老师手上拿着一把木锯正在锯木板。钟老师是这个学期刚刚从跃进小学调到草庵学校的，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发现这个学校居然没有篮球架，同学们想玩个篮球也没个地方。钟老师手巧，文的会拉二胡，舞的会打篮球；上台能演戏，下台还会做木工活。钟老师抬头也看到了我们，说道：“快点，预备铃已经打过了。”
教室门口班主任、数学老师小鸽子也在向外张望。小鸽子老师是范汊镇上的人，对我们来说，她就是城里人。20多岁，个子不高，体型瘦俏，人长的白白净净的，头发在后面随意地扎着显得特别漂亮。看到我们跑过来，小鸽子老师也没说什么。因为她也知道我从不贪玩，也很少迟到。更重要的是我听话懂事，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班级甚至是年级数一数二的，为此校长没少表扬小鸽子老师。
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跑出教室，有的去厕所，有的漫无目的疯跑，我也跑到了操场边上的“乒乓球台”前。草庵学校的这个乒乓球台以前没有，也是钟老师调过来后发现学校连个乒乓球台子也没有，可一下子也来不及做。于是钟老师灵机一动，就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框框，中间画的那条直线就相当于球网了。两个人手持木板做成的简易球拍站在方框的两端，可以你来无往的挑着乒乓球。小鸽子老师特别喜欢我，见我跑过来了，于是主动叫我和她开了一局。我挑一下，乒乓球从我侧的地上弹起落到她方的地上，当球再次弹起时她再用拍子挑到我这边来，你来我往的。尽管这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打乒乓球，可围观的老师同学们照样起劲地呐喊鼓掌。
接下来的语文课，语文老师黄老师还是老样子，整整坐在椅子上讲了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