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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晚饭，我母亲又要去自留地里给栽种的瓜果蔬菜浇水了。这种情况下姐姐们都会帮着母亲挑水，而我能做的就是她们挑来水后，一舀子一舀子的均匀地浇在各种不同的瓜果蔬菜上。因为我家的自留地距离水源比较远，所以浇一遍菜地往往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到月亮高高挂起，我们都是回不了家的。母亲有时挑的是水，有时挑的大粪。小菜长得好快，全是农民们包括我这样的孩子们一舀子一舀子的浇水、浇粪得来的。
春天就这么过去了，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夏季，这个夏天注定不同寻常。
一天，队长阿龙挨门挨户的叫着：“快点啦，快点下田啦。”
我母亲着急忙慌的给家里做好早饭，也匆匆的拿起线滚子出了门。线滚子是把长长的塑料绳整整齐齐的卷在一根短短的木棍上。到了秧田，插秧的女人全都是倒着往后退的，这样就必须有参照物，否则插的秧行就不会直，而是弯弯曲曲。那时把这线滚子上卷着的塑料绳拉直绷紧，就是很好的参照物了。
今天是乜南小队第一次下大田插秧。每年二三月村里就要开始育秧了。一般都是由村里几个种田经验丰富的老把式来做这件事。如果是年轻人来做，育不出秧苗来就会影响全村的收成，这是谁也不敢轻易冒险的。但是老把式就能保证育出秧苗吗？那可说不定。但是人们往往这么理解，如果连老把式们都没有做好这件事，一定就是说明今年的育苗难度太大，年轻人更是做不出来。
他们在用一块大塑料布盖住的暖房里摆着几口大缸，缸里倒上一半左右的稻谷，然后往缸里加上水，放在阳光下暴晒。到了晚间，为了保持温度，还会在塑料布上蒙上用稻草编成的草帘子，就这样缸里的稻谷慢慢发了芽。过后队里还会安排人在一块水田里平整地面，然后把发了芽的稻谷均匀地撒在上面，刚开始时，晚上也要用草帘子覆盖，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持水分，也是一种防冻措施。慢慢的绿油油的秧苗长成。
正式插秧的前一天，全村的女人们整个晚上都要蹲着育苗田里，小心的拨出秧苗，再用稻草扎成捆，等待第二天被挑到大块大块的水田里。从苗圃运送秧苗到大田的过程叫挑秧，挑秧的都是村里的男人们，三毛是其中的绝对主力。三毛力气大，年轻的时候一个人举起一个大石碾子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人也很乐观开朗。但是也正是由于他力气大，有时劳动时不惜力，最后导致患上了严重的疝气病。三毛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的裤子裤裆那与众不同，里面始终鼓鼓囊囊，像是揣了个排球似的。外面有个犹如女人发卡的夹子，夹在大腿根和“排球”之间，村里人都担心三毛的“排球”哪一天会掉下来。有些妇女也总是拿三毛的“排球”开玩笑，对此三毛也只是一笑了之。只要村里有重的劳作三毛都会积极参加。三毛挑的秧苗担子比谁的都要多，三毛嘴里喊着号子一遍遍的来回挑着秧苗。
秧苗挑到大田边就要往大田里撒秧。每到撒秧时像我这样大小的男孩子闲来无事也总是过来凑个热闹。撒秧也有一定的技巧，因为妇女们插秧时全是倒着向后退的，在她们的面前是已经插成的一排排秧苗。那么你的秧把就不能撒到她们的前面和身边，撒到前面就进入了秧行，撒到身边就会溅得正在插秧的妇女们一身水。所以只能撒在她们的身后，而且距离还要精准，确保她们无论倒退到哪里都能随手抓起秧把进行插秧。如果她们的身后堆积的秧把太多，她们就不得不停下来一把把地往后窜。这样既耽误了功夫，又消耗了她们的体力。
苏中地区的人们并不是多么的能歌善舞，但是妇女们长时间弯腰插秧很累也很枯燥，这样她们在长期插秧的劳动中就会自发的唱歌拉歌。据说江南民歌《拔根芦柴花》就是根据当地妇女们插秧劳动时唱和的劳动号子收集改编成的。
这时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车铃声，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头上戴着白草帽，裤腰带一直系到了胸口上，崭新的自行车车把上还挎着一个蓝色帆布包。我认识此人，他就是一个姓丁的大队干部。说句实在话，在我还是少年时之所以好好学习，那是因为我当时已在心中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就是长大后一定要当个大队干部，公社干部当然更好。权力责任我都不懂，我唯一羡慕的是公社、大队干部们竟然能在别人劳动时，他们不用出力气干活，还能够戴着白草帽、骑着自行车逍遥的在各村穿梭。特别是只要他们一进村，无论是不是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的人家也都抢着请他们去自己家里吃饭，这样他们家里的小孩子就可以趁机练习自行车。就这么简单，公社、大队干部成为了我当时学习的动力和追求的目标。
一天我正在教室里上课，我大姐抱着外甥女琴儿趴在窗台外向里面焦急的张望。小鸽子老师发现了她，于是停止授课来到教室门口问道：“你找谁呀？”
我大姐：“我找吴志强。”
“你是他的什么人？”
“你是小鸽子老师吧，我知道你，我是志强的大姐。”
“嗯，好的大姐，你等下，我去叫他。”
小鸽子老师回到教室，说：“吴志强，有人找你。”
我往外一看认出了大姐，连忙跑了出来。我刚跑出教室，大姐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说：“志强，快和小鸽子老师请个假，出来拍小照。”
拍小照就是照相。我大姐的老公公是杨村学校的校长，今天组织本校师生照相，他想到了自己的小孙女还没拍过小照，于是就让人通知我大姐抱着琴儿过来照相。大姐抱着琴儿跑了六里多路去到杨村学校给孩子照了相。
校长公公问照相师傅：“还能拍几张？”
照相师傅仔细看了看手中的相机，回道：“一张，只能再拍一张了。”
这时，我大姐突然想起自己的小弟还从来没有照过相呢，于是就央求起了老公公。
“爸，这最后一张能不能给我小弟志强拍一张小照呀？”
校长公公楞楞地看着我大姐，说道：“志强，他不是在草庵学校吗？”
我大姐直点头，说：“是呀，他从来没拍过小照呢。要是能拍张小照，不知能高兴成啥样呢。”
“那么远呢，怎么去呀？”
“就让师傅和我一起走过去呗。”我大姐转头朝向照相师傅，说：“行吗，师傅？”照相师傅只能点点头。
校长公公说：“梅子也在草庵学校呀，可只能再拍一张了，让谁拍呢？”
我大姐一下子也想起来了，梅子就是她的小姑子，和我一个班呢。
“哦，那就让梅子拍吧。”
最后还是校长公公拍了板，他说：“算了，还是让志强拍吧，梅子以后有机会再说。”
就这样照相的师傅跟着大姐来到了我所在的草庵学校。
大姐一看我当天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实在是无法入相。大姐和照相师傅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我现在赶快跑回家去换上过年时才能上身的新衣服，然后再去村子西头的电灌站碰头。之所以选择在电灌站，是因为那里是全村唯一的一座钢筋水泥建筑物。
我去向小鸽子老师请假，说：“老师，我请会假。”
“请假干什么呀？”
“我要回家一趟。”
“回家？现在正在上课呢，你回家干什么？”
“我大姐让我拍小照。”
“拍小照？那就拍呗，为什么还要回家去呢？”
“因为，”我支支吾吾的说：“因为，我要回家换新衣服。”
小鸽子老师明白了，她摸着我的头说道：“哦，是这么回事呀。那你快点回去吧，结束后再来上课哈。”
“嗯。”
我飞跑着回到了家。母亲见到我突然回来，问清缘由后迅速给我找出了新衣服，然后也跟着我跑到了村子西头的电灌站。这时大姐与照相师傅已经来到这里。我坐在电灌站水泥栏杆上，拍摄了平生的第一张照片，一张2吋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我昂着头，脸上全是幸福的微笑，一个满满的阳光男孩的形象。我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一路跑着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
大姐比我大14岁，她是家里最大的，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这一头一尾的，大姐对我特别怜爱，我对大姐的感情也很深。
记得听我母亲讲过，全家刚从龙城回到乜家厦时村里正在兴办大食堂，我大姐每天都感到自己的肚子扁扁的、饿饿的，她就以为大食堂里可能会有什么好吃的，很想去大食堂里吃一顿饱饭。有一天就怯怯地向我母亲请求能允许她自己去吃一次大食堂，我母亲看着饿坏了的大女儿，默默地给她准备好了碗筷。经母亲同意后，大姐像村里的大人们一样，手里端着一个大盘子在大食堂里排队打饭。打回来的却是不见一丁点油星子的烂炖胡萝卜缨子。这是大姐自己要去食堂打回来的食物，所需费用会从我家的食堂定量里直接扣除的，即使食物再次她也不能浪费的。我大姐一个人坐在小桌子旁就那么一点点的把胡萝卜缨子往嘴里送，眼泪和着胡萝卜缨子一起吞进了自己肚子里。
我大姐上过学读过书也特别懂事，18岁那年入了党后来还当上了大队妇女主任。她不会骑自行车，每次去参加干部会、党员会，都能见到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在大路上快步如飞地走着。
生活总是不停地在与坚强的人过招较劲。在村里人的眼里大姐出息了，但大姐也承受了常人未曾经历的磨难。20岁那年大姐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而住了院，手术过后，不知因为什么，范汊卫生院的那个主刀大夫和我父亲说了一番话，竟让我父亲蹦高似的离开医院回到了乜家厦。我母亲不明就里一个劲的催问着：“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呀？”
我父亲一直在低头叹气，说道：“这可怎么好啊？”
我母亲一直在追问：“说呀，到底怎么了？”
在我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我父亲这才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个主刀大夫说，我大姐得了这个病，虽然做了手术但之后仍然会女变男身。嘴上长满胡须不说，身高也要窜到大门框那。
我父亲叹气道：“这哪还是一个女孩子嘛？人不像人，不是成了一个怪胎了吗？今后还怎么嫁人呢？丢死人了，还不如丢掉双阳河里喂鱼去。”
我母亲一听急了，说：“今后不许你再这样说大姑娘，就是长个毛猴子样，也不许嫌弃她。嫁不出去，那就留在家里。她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永远是我的女儿，她的命我做主。”
听到母亲这么说，我父亲除了无尽的叹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对此我大姐一无所知，出院后照样到处开会做事。我父母虽然成天提心吊胆的，但也没发现她有什么异常。原本还担心她今后嫁不出去了呢，不曾想由于我大姐出落得水灵，又很端庄得体，还是个党员干部。那个当校长的老公公在一次公社开会时遇上了她，一见就非常喜欢，之后就托人介绍保媒。我父母把大姐的情况对他和盘托出，他也只是说了句，“胡扯，没有科学依据。”然后一笑子之。到底人家是校长，是知识分子，凡事讲科学。我大姐结婚后依然如故，来年一个健康的女儿也随之呱呱坠地。
我父亲说的也只是气话，在家里的七个儿女中，他最中意的就是我大姐和二哥了。大姐的自我奋斗、二哥的全面发展都给这个家庭特别是为他争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