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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隔壁薛蓉的二姨侄女就会经常来到她家串门、走亲戚，她家住在我和小圆子去贩卖锡泊纸的那个周家楼附近，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女生姓甚名谁，看样子就感觉她一定是与我们年龄相仿。她长的特别白净，微胖，圆脸，高挑个，眼睛大大的，身材发育的也好，留着一头乌黑油亮的短发。喜欢穿一身素净的连衣裙，裙底是两根白白直直的大长腿，穿着凉鞋的脚上有时还套着漂亮的丝袜。平时特别娴静，要么亮着明亮的大眼睛听着大人们说话，要么低头看着手里捧着的一本厚厚的书。男孩子们有个坏习惯，总是喜欢按照女生的发型给人起绰号，比如见到头发长的叫她“自贡子”，自贡子是当地人对二胡的俗称。二胡的琴弓上有一小撮长长的弓毛，不知怎么就和女生的长头发扯上了关联。头发短的就叫“黑喜鹊”，黑喜鹊的脑袋上有一拨黑黑的毛发搭拉在它的小脑袋上。齐耳短发的就叫人家“杨春霞”，这是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里面的一个女主角的名字，剧中的杨春霞就是齐耳短发，显得特别干练。隔壁薛蓉的二姨侄女正是齐耳短发，于是她被当然地叫做“杨春霞”。
看着“杨春霞”的模样，我时不时的想起去龙城开会时看到的那些城里的姑娘，都是那么的素雅洗练，从她们身边经过除了能够闻到一抹清香，还有就是一串串爽朗的笑声。就是这样一个宛如白雪公主一般的女生，到了晚上在外乘凉的时候，照样和我们躺在一个木板床上。说句在实在话，“杨春霞”穿得干净整洁，不似村里的女孩子们成天脏兮兮的；身上有一股芳香，不像村里的女孩子们由于干活劳动总是满身汗水；一个人捧着书静静地读着，没有村里女孩子们那般的喧嚣忙碌。有时她倚靠在汊河边的大柳树上，温婉恬静、美丽俊俏的身影倒映在缓缓流淌、清澈见底的汊河水中，宛如一个画中人。这个“杨春霞”是有吸引力的，足以让人对她产生联翩浮想。我不是不解风情，我得承认，尽管“杨春霞”如此的赏心悦目，但我依然没有异样的心动。最大的注脚则是都还只是小小年纪，恰懵懂少年，但确实情窦未开。
有一天当我又来到邻居薛蓉家的木板床上乘凉时，“杨春霞”还在家里洗澡。过了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花露水和爽身粉的芬芳袭来，“杨春霞”上身穿着一件紧身的白色无袖衬衫，下身穿了一条花格裙子过来了。本来我的身边还有点空位，她却要绕到另一边。她姨薛蓉叫住了她，说：“没眼呀，这边不是有空位子吗，还要去哪？”没办法她只能坐到了我的身边，我赶紧给她让让地方，她也就大方的坐了下来。起先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她不停地翻着手里的书，我看着她手里的书问道：“拿的是什么书啊？”
她答道：“《红岩》”。
“已经看了不少了呀”。
“嗯，快了，已经看到**她们绣红旗了。”
“现在天太黑了，看书对眼睛不好。”
“是呀，那就不看了吧。”
“杨春霞”放下书，抬起头来看着我，说：“听我姨说你的学习成绩很好？”
我连忙摆手说道：“没有，没有。”
“杨春霞”疑惑地看着我说：“可我到你们村里已经好几天了，也看到你好几回了，还特意观察过你呢。看你平时学习也抓得不紧啊。”
我脸一红，说：“是吗，你还特意观察我了？”
她肯定地说：“嗯，观察了。”
“我学习抓的不紧吗？”
“是啊，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很少正在学习的。”
“哦，可能我学习的时候，你没有看到。而当你看到我的时候，正好我又没在学习。”
“你看，到了晚上你照样出来乘凉，也没学习呀？”
我一下子捂住了嘴，轻轻地说道：“别让我爸听到了。再说，这大热天的，晚上坐在煤油灯下学习，谁受得了呀？”
“杨春霞”轻轻地一笑，说：“好，我不说这个了。听我姨说你在家特别听话，还帮大人做事呢。”
“这有什么呀，谁有时间就做点呗，做事也累不死人。”
“杨春霞”往我这里凑了凑，说：“你还去龙城参加优秀三好学生代表大会了？”
我抬了抬了头，问：“你怎么知道的？”
“也是听我姨说的。我来的第一天，我姨就指着你告诉了我，还让我向你学习呢。”
“你去了吗？”我随口一问。
“杨春霞”迟疑了一下，说：“我没有。”
我连忙解释道：“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杨春霞”的眼睛里写满了纯净，说道：“没关系，我们周家楼公社只去了一个同学。临去龙城的那一天可热闹了，全公社所有学校都要派师生代表前去欢送，公社干部也来参加了呢。”
“杨春霞”又似自言自语：“条件很高的，首先必须是连续三年的三好生，然后还要有公社、大队的推荐证明”。最后她向我竖起了大拇指，说：“所以你很了不起。”
我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问：“我，了不起，有吗？”
“杨春霞”使劲的点了点头。整整一个晚上我与她盘着腿、低着头、肩挨着肩讲了很久，坐累了我们也紧靠在一起躺在木板床上，感到有蚊子时她还用手里的蒲扇在我们俩的身上轻轻地拍打。接下来的连续三个晚上我都是来到这里，和她说着、谈着、笑着、开心着。直到有一天夜深起风了，我们才坐直了身子。突然一阵风吹过来，把她的短发吹散了。我突然发现她的右耳耳廓全部粘连在了一起，不像平常人耳朵的模样。显然她也发现了我的诧异，慌忙用手理了理头发，然后下床穿上拖鞋匆匆地就往屋里走去，连她正在阅读的小说《红岩》都落在了木板床上。
第二天早晨当我起床的时候，就听到薛蓉和我母亲正在说她的事。
薛蓉：“二丫头非要回去。这几天在这好好的，不知今天犯了什么病？”
我母亲问：“走了吗？”
薛蓉话里有气，说：“走了，天不亮就要走，走了拉倒。”
听到这我很愕然，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要走，甚至是不辞而别，因为我的某些话刺激了她？不可能呀。或者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她那不甚健全的耳朵？我没有答案。现在我没有机会安慰她，只能不停的安慰自己。谁都在追求完美，谁也都想给别人留下最完美的样子，这没有错！但人来到这个世界，生于何种地域，何等时机，何样家庭，何种性别，何种肤色，何等样貌，这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无从选择，只能默然接受。我们唯一能改变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磨砺和淬炼，丰富我们的知识，强健我们的体魄，塑造我们的意志，美丽我们的心灵。我真想对她大声的说，“有时，完美无缺并不是美，不完美才是最美的。”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始终一直没能想清楚，直到我一天天地长大，学习也更紧张了，“杨春霞”这个端庄美丽的姑娘才从我的记忆里慢慢的消退。
这几天连着下着暴雨，一些河堤决堤了，道路也被冲毁。这突如其来的灾害却给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新的乐趣，因为小朋友们都发现只要是水流湍急的地方都能见到很多大鱼。
我和二哥在家做好了一个简易的渔网，哥俩来到一条沟渠，这里的水流特别急。二哥刚在此布好渔网，我就向上游跑去。我一下子跳进水渠里，使劲地拍打水面，目的就是把鱼赶到二哥布好的渔网里。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越是水流流速急的地方鱼儿越多，鱼儿为什么不往下游河里跑，反而拼命的溯流而上？我赶着鱼，不一会我们渔网里已经张到了很多大鱼。小哥俩有点兴奋，我们从来没有抓到过这么多的鱼呀。前些年大冬天的，我们哥俩出去抓银鱼，走了不老少的路，浑身弄得湿漉漉的，有时甚至连一条也抓不到。二哥继续张网以待，我则把刚刚抓到的满满一网兜鱼紧着跑着送回了家。三姐、四姐看到我们抓了这么多的鱼，她们也全都跑过来帮忙。
接下来，连日的大雨过后又是干热的晴天。下雨时稻田里满满的全是水，而现在土地上又都裂成了一条条又粗又长的缝隙，大到小孩的拳头都能伸得进去。可稻谷包浆时需要大量的水分，这样生产队就得组织劳力去踩水车。水车是木质的，上面高高的横着一个扶手，下面是一排脚踏板，扒水的链条也是木制的。五六个大人们同时踩在脚踏板上，两只脚依次踩动，手则把着扶手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样就能带动一面面的挡板，把河里的水一点点的带到上面的水渠里。因为踩水需要多人联合劳动，而且也消耗体力。所以当一批人上水车踩水时，总会有很多人坐在旁边休息。
阿龙是村子里妇女们非常喜欢调侃的对象，既是因为阿龙办事不牢，做事容易产生漏洞和瑕疵，妇女们抓住一点就可以开心地数落他。更是因为阿龙脾气好，轻易不会红脸。所以，每到踩水时，只要阿龙一来，妇女们总是不会放过这调节劳动气氛的机会。
今天，党英子、大春等几个妇女又在一边和阿龙说着话，不知他们都讲了些什么，只见原本坐着的几个妇女全都突然站起来扑过去，把阿龙摔倒在地。大家齐心协力把阿龙的裤子全都扒了下来，连里面的裤头也没剩下，阿龙躺在地上再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党英子高喊着跑过去把阿龙的裤头挂到水车扶手上，阿龙羞得满脸通红，连忙从地下爬起身，用手捂着裆部跑到水车旁。阿龙着实左右为难，反正就只有两只手，你捂着裤裆就得光屁股，要是想跳起来取裤头，就得暴露裆部。妇女们看着阿龙的囧样，全都笑得前仰后合。只有子然的老婆秀凤姐等几个新媳妇们的眼睛不敢往那里看，只是抿着嘴偷笑。
黄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40多岁，个子很高，烟瘾很大，教学水平也得到同学们的认可。但此人的行为做派也确实与众不同，黄老师上课时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基本上不站着，除了必要的板书外，从头到尾都是坐着授课。更特别的是，可能黄老师特别的怕热，每到夏天哪怕是上课的时候，黄老师都是只穿一条大大松松的裤衩。而且只要是黄老师上课时，总是把女生全部调整到教室的前两排。
前两年我还真的没有觉得什么，因为黄老师家里有三个儿子，没能有一个女儿始终成为他的一个遗憾。黄老师这么地“喜爱”女同学与我父亲那样的重男轻女思想相比形成鲜明强烈的反差，在这片封建色彩尚且浓厚的地方犹如一股“清流”。可是当有一天因为我的一篇作文又得到了全公社语文老师的称赞，黄老师临时把我叫到第一排谈话，无意中我才发现如果坐在第一排，我扭头一看，只见坐在前排的女同学们全都埋着脑袋，谁也不敢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