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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富汗王国进一步倒向共产国际，吉兰苏维埃在波斯北部树起的反英独立旗帜，不仅让苏维埃俄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好转，就连其国内的白俄势力也进一步瓦解了。
比如在德军选择和苏俄和解，从乌克兰撤离后，顿河共和国政府就彻底失去了方向。这个由哥萨克人建立起来的反苏维埃势力，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一个心态，“我们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即我们决不放弃自己的东西，也不贪求别人的东西。”
顿河哥萨克的做派，使得他们失去了和布尔什维克谈判的可能，也让德国在和人民委员会达成和解之后，就迅速的抛弃了他们，因为这群只想守着自己地盘的哥萨克，显然不能给德国带来更多利益了。
至于协约国方面，在顿河哥萨克得到德国的支援时，他们就已经放弃了这个和德国为伍的俄国地方反叛势力，反正他们有着足够的反布尔什维克白俄势力可以选择。
为了生存下去，顿河军最终选择和南俄志愿军妥协，试图和这支被协约国支持的白俄武装携手对抗布尔什维克。但是领导南俄志愿军的邓尼金却只想吃掉顿河军，以壮大自身的力量。
缺乏长远目光的邓尼金帮助红军干掉了顿河军中的克拉斯诺夫派，1919年的春天，将近4万顿河军被邓尼金吞并了。这一行动虽然大大加强了邓尼金个人在南俄志愿军中的威望，但是却削弱了顿河军和南俄志愿军联盟的力量。
1919年春天，攻入顿河地区的苏俄红军对于当地哥萨克人的严酷镇压，导致了4月份上顿河地区爆发了生势浩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哥萨克叛乱。不过已经从东线腾出手来的苏俄红军，迅速的调动了大量兵力进入了上顿河地区，把叛乱的哥萨克和顿河军隔离了开来，使得双方不能汇合。
由于此时俄国内外形势已经好转，列宁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并不需要向托洛茨基派做出更多的妥协，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认为，顿河哥萨克的叛乱有很大的原因是出在了某些过火的左倾政策。在加上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也使得列宁认为，人民委员会要消灭的是哥萨克中的反动分子而不是哥萨克人，人民委员会需要尽快的平息国内的叛乱，以防止失去主导国际和平的地位。
于是，人民委员会给予了叛乱哥萨克首领帕维尔·纳扎列维奇·库迪诺夫一个和平谈判的机会。6月份，伏龙芝带领红军第8、9、11集团军，在东乌克兰击败了顿河军主力，刚上任不久的西多林中将丢下了部队逃亡。随即，伏龙芝又指挥第8、11集团军合围了马蒙托夫率领的顿河第4骑兵军，在赫尔松大败第4骑兵军。
7月初，库迪诺夫向莫斯科派出的特派员交出了武器，上顿河地区的哥萨克叛乱平息。8月初，伏龙芝率领红军进入了顿河畔罗斯托夫，此时稍稍有些见识的白俄精英们都看得出，南俄政府已经大势已去，如果不能得到协约国新的支持，那么邓尼金政府就要垮台。
于是在8月份的时候，人民委员会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消灭南俄政府，而是要考虑由谁去消灭南俄政府。是由之前和顿河军作战出色的伏龙芝，还是由获得了托洛茨基力荐的图哈切夫斯基，给予邓尼金以最后一击。
其次，在国内战争即将平息的关口，人民委员会开始考虑如何组建苏维埃联盟和同国内的安那其主义者的关系了。自十月革命爆发之后，整个俄国就几乎成为了一地的碎片，虽然在协约国和白卫军的压力下，各地苏维埃最终团结在了以布尔什维克为领导的人民委员会的周边，但是在国内和平即将实现的关头，地方苏维埃和人民委员会的关系，各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关系，都面临着一个重新确认的局面。
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很快发现，想要组建苏维埃联盟就不得不同中国达成一种默契，因为不管是在中亚、远东或是中、西西伯利亚地区，中国共和党都在那里发挥着影响力。而即便是在东欧地区，苏维埃俄国和德国之间也需要中国共和党加以斡旋，因为德国共产党并未掌握德国的全部权力。
于是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吴川的交流就变得密集了起来，而随着吴川在莫斯科的长期逗留，他在莫斯科的公寓也进行了一些改造。除了增添柴油发电机和电报室之外，还从国内运来了一个冰柜。在欧洲人忙着战争的时候，革命委员会则忙着进行东北的工业化和吸纳各国发明的电气类科技。
吴川虽然不是什么科学家，但至少还是知道被环保人士称为20世纪两大最恶劣的发明的，一个就是汽油的抗暴剂：四乙基铅，另一个就是安全制冷剂：二氯二氟甲烷。虽然他知道的只是两个名称，但是交给化学家之后也相当于剔除了许多错误的方向。
因此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这两种化合物就开始生产了。当然，革命委员会并不会像美国资本家那样宣称四乙基铅是无毒的，以此去欺骗工人和公众。革命委员会承认四乙基铅有毒，对工人采取了保护和周期性体检和疗养制度。
而得到了安全制冷剂后，不采用液氨的安全冰箱和空调也终于设计了出来。虽然莫斯科的夏天是比较凉快的，但是在这样的季节喝上一瓶冰镇的可口可乐或矿泉水还是相当享受的。不过跑来吴川这里的人民委员们显然更喜欢来上一罐冰镇的啤酒，随着战争的结束，铝的价格大大的下跌，于是原本用于军事用途的铝开始进入到民用领域了，铝罐啤酒就是一个新产品。
在俄国人和德国人眼中，吴川的做法无疑是一种炫耀。在这个时候，不管德国还是俄国都是缺乏原铝的国家，而中国人却已经开始用铝来制造酒罐了。俄国是缺乏基建，而德国则是缺乏能源，毕竟提取铝是消耗电力的，但这也进一步加强了俄国和德国对于三国经贸联合的期待。
当王葆真从巴黎发来电报的时候，吴川正在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交谈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三人之间的的关系要比其他人更为精密一些，因为他们三人都没有自己的理论，都是列宁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三人中斯维尔德洛夫要更加纯粹一些，吴川和斯大林虽然都坚定的支持列宁主义，但都会在实施时往列宁主义中加一点私货，以确保列宁主义和自己的想法一致。
因此在同人民委员会委员们的交流中，吴川同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的交流要比别的委员们更为坦诚一些，当然这些别的委员并不包括导师本人。在和其他委员们交流的时候，因为不能确定这些人的理论到底通向何方，吴川也只能保留一些意见不说出来了。
斯维尔德洛夫看到吴川看过电报之后陷入了短暂的思考，不由关心的问道：“是国内出现了什么问题吗？或者我们今天的谈话可以先到这里。”
吴川放下了手中的电报，用一边的烟灰缸压住后说道：“不，不算什么大事。我们还是继续吧。我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敌人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还包括地主及封建贵族。
德国可以算是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但是俄国只能算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只是一个农业国，而中俄周边的那些国家，可以说除了日本之外都还处于农业社会，即便是日本也是一个保留了许多封建残余的初步工业国。
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现在正是资本主义最虚弱的时候，正是我们和资本主义决战的时候，我认为是不对的。
是的，在经过了四年多的战争后，资本主义正处于百年以来最虚弱的时代，但是工人阶级的处境并不比资本主义更好。因为在这四年的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也正是工人阶级。
我们不过是趁着资本主义内斗导致的虚弱，抓住了时机解放了俄国的工人阶级，但是俄国工人阶级在本国并不占据优势，如果在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遭到挫败的话，就会动摇俄国无产阶级对于俄国的统治。
而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容忍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并不是他们真的无能为力了，而是帝国主义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比如德国资产阶级希望保持德国的独立性，美国资产阶级希望英法让出更多的权力，而英法则试图维持战前的世界格局。
因此，只要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染红整个欧洲的风险，那么帝国主义就难以联合起来对抗我们。但是按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向德国和印度进军，迫使资本主义退出亚欧大陆，那么资本主义必然会抛弃分歧联合起来，对我们发动全面进攻。”
斯大林咬着一支木烟斗默不作声，斯维尔德洛夫略显犹豫后开口说道：“你是认为，现在和资本主义进行决战，我们没有任何胜算吗？”
吴川想了想说道：“重要不是有没有胜算，而是该如何战胜资本主义？我们究竟是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打败资本主义；还是依赖于武装斗争，用暴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方式去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有限，两条路中只能选择一条。我坚信社会主义必然比资本主义优越，因此我支持前者。”
斯维尔德洛夫终于沉默了下去，而斯大林也终于拿下了烟斗说道：“我也坚持应当先建成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并不害怕保卫自己的家园，但是要让他们离开家园去作战，还是一场有可能超过这场大战的战争，我认为无产阶级中的多数人还是会犹豫的。
再说了，托洛茨基往红军中塞了太多的白俄军官，我很难相信这些白俄军官会为了共产主义战斗到底。我更担心他们只是假装屈服我们，等待着反攻我们的时机。”
斯维尔德洛夫虽然对托洛茨基也有些看法，但并不希望人民委员会内部的矛盾暴露在同志党面前，哪怕吴川也是一个纯正的列宁主义者。因此他很快就岔开了话题说道：“那么你对于波斯、中亚及欧洲地区的形势，是持什么看法呢？”
吴川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木沙发的扶手，过了好久才说道：“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确保德国不同英法合流，保存德国共产党在德国境内的合法地位。
只有德国不倒向英法，苏维埃俄国才有时间去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周边的落后国家带入到工业时代。我始终认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是保证无产阶级的数量，我们不能让一群农民去长久的支持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而从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到塞尔维亚，这一片东欧国家都是农业国。特别是保加利亚政府的执政党就是农民党，他们虽然参加了莫斯科和会，但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却并不赞同。
如果不能把他们从农业国带入到工业国，那么这些国家天然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同盟，英法迟早会利用这些国家对抗布尔什维主义的。
同样的，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仅仅体现在反对社会主义，他们同样也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他们。当资本主义摧毁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农业后，他们自然会转向社会主义的。
奥斯曼帝国、波斯、阿富汗同样是如此，如果这些国家不走向现代化，他们在赶走英法殖民者后，很快就会退回到封建时代去，到时依然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因此，我们当前最要紧的任务，还是推动本国及亚欧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德国的资本家将会从这种工业化中获得好处，但这也将使得德国资产阶级更加倾向于在英法和我们之间中立，从而为俄国的国内建设争取时间…”
从吴川的公寓离开，上了小汽车的斯维尔德洛夫向身边的斯大林问道：“你觉得吴川的意见可行吗？”
斯大林正看着边上的街道，新经济政策在莫斯科已经开始实施，那些原本用木板挡住的店面和橱窗，现在都被拆掉重新开始营业了。这些闲置了一年多的建筑内，开始亮起了一盏盏电灯，很多地方都在乒乒乓乓的敲打着钉子，不是在修理门窗，就是在修理房间内部的装饰，已经有几间店面被擦拭的干干净净的，门旁的橱窗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各种不知从何处弄来的物资，都摆放在橱窗内，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几个月前什么都匮乏的莫斯科。
他们车子所经过的库兹涅茨基大街，过去两旁冷冷清清的人行道上，现在到处是人头攒动，街上的马车和汽车也排上了队伍，这给人一种错觉，战争已经过去了，俄国又恢复到了战前的和平安宁。
斯大林终于回过头来对着斯维尔德洛夫说道：“我不知道吴川的意见可不可行，不过看看这街道上的人就知道，托洛茨基的想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俄国人已经不想打仗了，我们确实应当思考一下，先退却到资本主义阶段恢复经济，然后再大踏步的向社会主义前进，先满足一下人民的需求再说…”
送走了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后，吴川重新拿起了电报看了起来，在沉思了将近一刻钟后，他叫来了张云荣说道：“帮我联系一下沙赫特，我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共进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