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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上午,比尔和朱莉早早就来接我,我们开车走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一个小镇上,在一处白色小别墅门口停下来,朱莉说这是比尔母亲的家。走进门,地上铺着白色羊皮地毯,我们都脱了鞋子,只穿袜子走在地毯上,温暖的羊毛几乎没过了脚面。不一会儿比尔的弟弟和弟媳妇也来了,他们显然也好久不见,比尔的弟媳面色红润,身体健壮,个头1米6左右,特别健谈,见到我特别兴奋。比尔的母亲87岁,稍有点耳背,背驼成了90度,腿脚也不太利落,安详地坐在圈椅里。朱莉指着我们坐的沙发说,这些沙发有200年了,依然很结实,我吃惊地站起身,墨绿色的丝绒,周围黄铜的圆钉钉了一圈,只有微黑的钉子显示着陈旧的颜色,怎么也看不出竟然有200年的历史,而且依然很结实。墙上陈列着大小不等的不锈钢小勺,是各个国家在二战期间生产的小勺。
他们一家人聊天,比尔的弟弟走进厨房做饭,厨房是一个开放式加餐厅的厨房,足有50平米,四周都是厨具,中间一张大的长方形餐桌。饭很快做好了,我们坐下来吃饭,朱莉给每人面前的圆盘里盛了5厘米见方的一块大米和7、8块炒西蓝花,然后给每个人倒了一杯红酒,朱莉一边倒酒一边说,比尔的弟弟是个素食主义者,我说怪不得看上去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很显年轻。他们每人又要了一杯加冰的冰水,我要了一杯温水。吃过饭,比尔弟弟和弟媳开车走了。朱莉走进比尔母亲的卧室,床上杂乱的堆着衣服,壁柜里挂满了衣服,朱莉生气地叠床上的衣服,一边嘴是不停的埋怨比尔弟媳妇什么也不干。我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她换好床单。我们走进里面的房间,也是一个小客厅,周边摆着一圈很软的黑色真皮沙发,朱莉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让我看她在各地旅游时拍的照片。她打开了一段视频,是比尔在一个大礼堂里表演幽默踢踏舞的视频,朱莉说民间表演就是他们夫妇俩的工作,视频里比尔穿着白衬衫,黑色燕尾服,尖头皮鞋,黑色高平顶礼帽,手拿黑色拐杖,舞姿轻盈灵活,像卓别林的造型,根本看不出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花白头发,慈眉善目的50多岁大叔。看台座席上人山人海,掌声不绝,朱莉说这是他们在芝加哥演出。我说你们可以去中国做生意,这时比尔进来说,我们也想过,但是担心中国的饮食安全。他随手打开电视,电视上美国新闻正在说中国毒奶粉事件。我尴尬得说:“是,中国的食品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尔的母亲从前厅颤巍巍地走进来说:“他们竟然杀Baby。”我不知如何解释,只好说:“这确实是个无良心的商家。”由于后厅光线不好,我们又到前厅坐着聊天,比尔母亲看看我放在门口的姜黄色短靴说,“你的皮鞋很漂亮,是中国产的吗?”我说“是“,她疑惑地看着我,“中国也能生产这么漂亮的皮鞋?”对于一个长年行动不便的美国乡村老太太,她对中国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清朝。
老太太站起身,带我走进后面的小卧室,里面的墙壁上贴着棕色树木图案的墙纸,感觉像走进了森林,在墙壁上挂着温度计,湿度计,黄铜色的金属外壳看上去很古董,在一进门旁边的墙上,是整齐排列的十几枚军功章,我趴上去仔细辨认,都是二战时期的军功章,奖给一个叫沃尔夫的人,比尔母亲说:“这个人是比尔的父亲,二战时是飞虎队的成员,曾到过中国战场,我吃惊坏了,问她“难道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老人说“大概是吧!”门对面的墙上,是一个非常帅的外国男人和一个非常美丽的外国女人的单人肖像,大约15寸大小。老人说这就是比尔的父亲和年轻时的她。我问“比尔的父亲是不是飞虎队成员?”她说“是,曾在上世纪40年代二战中中国战区的飞行员,当时也就十八九岁,但那时比尔还没出生,我也不太清楚沃尔夫在中国的具体情况,我没有去过中国。”我瞬间感觉到似乎是天意,我的祖父在二战时也正在国民党军队里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参加抗战。在我初到美国迷路的那一晚,碰到了比尔和朱莉,难不成是他的祖先在天之灵让他们救助来自中国的这个朋友。比尔后来曾对我说,其实美国的治安并不好,坏人很多,不敢轻易的跟陌生人走。比尔去给他母亲扫院子,朱莉说让我晚上就住在这间满是参天大树的房间里。我躺在床上,床单的颜色也是棕色偏红的,柔软舒服。我和衣躺下,睡不着,起来从包里拿出随身带的相机,拍下了照片上那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半个多世纪前的军功章。第二天早晨,我6点钟又醒了,四周静悄悄的,我上了躺厕所,回身取了相机,到前厅拍下墙上的小勺,那些小汤匙上面是各国的大船,桅杆上悬挂着荷兰、葡萄牙等国的国旗,我的眼前仿佛看到那些坚船利炮正从海上向中国驶来,又仿佛看见那些船舷上的小窗户里衣衫褴褛,梳着大辫子,不住呕吐的中国劳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祖先。我一个个把小勺从架子上拿下来,认真拍过,我要把这些照片带回中国,告诉周围的朋友。
7点半钟,人们相继起床了,朱莉忙着做饭,比尔开车去了超市,我陪着老太太坐在前厅窗户旁的沙发里,她透过窗玻璃望着马路对面的一幢小别墅说:“他们还没回来,对面的房子里住着两个年轻人,对我很友好,我有时会去他们家串门,上周他们旅游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你帮我看看对面的窗帘没有拉起来吧?”我说“没有”,“哦,都走了一周了,真有点想他们了。”看着老人落寞的表情,我突然觉得美国的老年人好孤独寂寞,中国的老人相对要好些,但现在空巢老人也越来越多。朱莉喊我们吃饭,由于是圣诞节,早餐比较丰盛,有南瓜做的甜点,烤土豆片,米饭,还有芝士炒通心粉,里面拌有洋葱丁和牛肉末。吃完饭,我喝了杯橙汁。比尔的弟弟和弟媳也来了,老太太换了一件孔雀绿的毛衣,脖子上不同长短的5条金项链和珍珠项链很协调的混搭,外穿一件枣红色印花长披风,戴个同样色系的宽边小礼帽。我们一行人开两辆车顺着街道到了一处饭店门口,饭店的服务生已准备好垂手立在一边,我们在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桌子两边分别做好,菜刚端上来。一个戴橙色眼瞳的小伙子闯进来,小伙子看上去不超过23岁,两个鼻孔中间的鼻中隔上扎了一个银白色金属环,眉毛上一边一个银色金属环,两个耳朵上凡有肉的地方都打了耳眼,每个耳眼上各戴好几个耳环,两只耳朵挂了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耳环不下20个,金黄色头发用摩斯打得全部向上竖起,像脖子下面装了个朝天吹的鼓风机。旁边跟着一个胸脯很高,大眼阔嘴脸腮丰满多肉,绿短羽绒服的长发女孩肆无忌惮的打量着众人。一桌人看见那小伙子,立刻热情的招呼,比尔则迅速走过去,俯在小伙耳边说着什么,由于他们坐在长桌的另一端,和我、比尔、朱莉的座位是对角线,所以只看见他们嘴动,听不见声音。朱莉在我耳边悄悄说,“那是比尔的儿子”,我说“旁边那个是女朋友吧!”朱莉说“不清楚,大概是,我也不敢问,比尔的儿子是他前妻生的”,“哦,”我点点头。吃饭中间,比尔一直在儿子那边聊天,朱莉举起相机,对准小伙拍照,那小伙突然愤怒的站起来,“为什么拍我?谁允许你拍的?你怎么可以随便给别人拍照?”朱莉还举着相机,没明白过来为什么比尔的儿子似乎生气了,她可能只是想讨好一下这个难得见一次面的老公前妻的儿子,比尔的儿子站起来冲着朱莉喊道“别拍了,请你别拍了。”看的出那小伙子快哭了,由于自己的尊严被别人冒犯,外国人的尊严很有意思,我们有些中国人看到一个可爱的外国小洋娃娃,马上去问孩子的父母可不可以和洋娃娃合个影,老外一般都是让问问孩子的意见。朱莉一脸尴尬,赶紧说“对不起”。我们正对面坐着比尔弟弟一家,听朱莉讲比尔是威斯康辛州的中学老师,他们有一个漂亮文静的女儿,十七岁,姑娘朝我微笑了一下,算是打了招呼,还有两个儿子,一个5岁,一个7岁。这两个小男孩不时地在桌子钻进钻出打闹,看到被父亲发现,赶紧停下来吃饭,吃了几口,又开始拿着餐具在桌子底下你来我往的战斗。我们吃过饭,站在饭店的楼梯口,这样就可以利用楼梯形成的梯度,十几个人挤在楼梯上拍了一张照片。
拍完照片,大家都开车散去,比尔的弟弟开车送老太太回家。比尔开车送我回家,路上,我问朱莉,“比尔的母亲看上去行动不便,平时由谁照料?”朱莉说“比尔的妹妹一周来一次,到超市买熟食给她母亲,一周的食物储存在冰箱里,母亲靠超市的熟食勉强维持生活。”朱莉突然象想起什么似的,紧张的对比尔说“你妹妹常常在这里照顾咱妈,会不会把妈妈的钱拿走?”比尔说“可能会”,比尔接着愤愤的说,“不行,我们得去法院告她”。我听得目瞪口呆,怪不得美国的律师吃香,美国的老百姓把上法院告状当成逛菜市场那么方便,而且随便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可以上法院告状。在中国,老百姓要不是有天大的冤屈,一般不会上法院的。而且自己的妹妹照顾母亲,替自己尽孝,不被感激反被怀疑,人性的恶毒到处都是,连文明程度和受教育程度如此高的美国人也难以避免。路上在路过一个加油站时,比尔下车加油,结果碰巧前面加油的车是他儿子的车,比尔一个箭步跨上前去,替他儿子刷了卡,又把一叠钱强行塞到儿子裤兜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儿子载着女朋友扬长而去,我问朱莉“他们去了哪里?”朱莉摊摊手,耸耸肩“从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然后去了哪里。”我们一路上聊了一些关于奥巴马的话题,朱莉显然很喜欢这个黑人,热情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