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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在民国时期号称“东方小巴黎”。美丽的松花江，流过美丽的冰城，无数动人的故事在此发生。
在松花江北岸，有一座小城，名叫呼兰。呼兰县城隶属于哈尔滨市，本来名不见经传，但一位民国女作家的代表作，却让这座小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改革的春风吹拂下，小城一片欣欣向荣，萧红的塑像更是为它增添了一抹靓丽的人文色彩。
萧红的《呼兰河传》，让呼兰县进入了全国人的视野
时间来到1987年6月的一天，春夏之交的早晨，由于纬度原因，松花江北岸乍暖还寒。在呼兰县城的东南一角，县公安局大楼带着几分威严和肃穆矗立在晨风中。
大楼内，头戴国徽，项佩领章，身负特殊职责的警察，差不多永远是在紧张的氛围中开始他们新的一天的。那些既属于预想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几乎随时都在等待着他们，进而把他们投入到更为紧张甚至是危险的氛围中去。
这是个看似很平常的早晨，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异常。然而，一切平静终究会被打破！
值班室里刚刚换完交接班记录，一阵不同寻常的电话铃声便急骤地响了起来。
凭着职业的敏感和某种直觉，年轻的值班员感到眼前的电话铃发出的是一种迫切而严重的不祥之音。他迅速地抓起耳机，屏息聆听。果然，话筒里传来一个紧张异常的声音：
“喂喂，县局值班室吗？我是许堡乡派出所，今天早晨发现我所民警张福贵在家中被杀害，他家里的四口人也同时被害……”
这是一个令他这种职业的人也不能不为之震惊的突如其来的恶讯，因为警察一家被灭门的案件实在是少之又少。他迅速地看了一下桌上的日历和腕上的手表，记下了时间：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早八点二十九分。
这消息如同一颗炸弹爆响，整幢公安大楼都被它震动了。
用不着更多的语言，局长张崇新（多方打探，但始终没有搞清楚当时的呼兰县公安局长的真实姓名，因此用张崇新这一名字代替，请大家见谅）和副局长董超率先步下楼梯。
被刑警队长点到名的人也一个个全副武装下了楼。两分钟后，一辆警车和摩托车呼啸着冲出公安局的大门，冲上熙来攘往的街道，冲开莫名其妙的人群，似离弦之箭，射向城郊公路，风驰电掣般朝许堡乡直奔而去。
一路上，坐在警车里的张崇新一言不发，沉默如铁。他两眼盯着前方的公路，甚至连抽烟的习惯都忘了。坐在他身旁的董超也静默着，思索地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才想起什么，又轻轻地抽出一支递给张崇新。张崇新接过眼，默默抽了起来，车内的气氛非常的压抑。确实，自己的同事一家被人残忍杀害，换做谁都会如此。
警车沿着公路快速行驶着。灰色的公路似一条向前逃窜的蟒蛇在原野上延伸。公路两旁淡绿的田野，土褐的农家，稀疏的林带，都悄悄的退避到后面，在暖阳下显示出一种和平环境中的恬静与安宁。
蜿蜒的呼兰河，即是《呼兰河传》中的那条河，它是松花江的支流之一，从呼兰县公安局到许堡乡，需要跨过这条河
然而就是在这种表面的宁静中，隐伏着诸多常常是琢磨不透的、令他这种职业的人也大伤脑筋的犯罪活动。
车身猛地颠簸了一下，打断了张崇新的沉思。原来汽车已经下了油漆公路，拐上了土路，许堡乡到了。
数十名群众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围观着什么。毫无疑问，现场就在那里了。
张崇新与董超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人几乎同时皱起了浓眉，都显露出不满的神情。两人都是具有丰富的公安工作经验的老将。望着前面一齐转过头来的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心里都很明白：外观现场肯定遭到了破坏。
一下子开来这么多辆警车，这在许堡乡还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惊诧的、好奇的，甚至是兴奋而又恐惧的面孔，足以说明这里发生的事态之严重和极具刺激性。
人群自动闪出一条路来。张崇新等人下了警车，与上前相迎的许堡乡领导人和派出所长等握了握手，便被引到受害人张富贵家门前。
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紧靠道边的三间砖瓦房。道对面不远便是许堡乡派出所，往前不足百米则是乡政府所在地。三间砖房独门独院，院门前面是一条土道，左右和北面都是紧挨着的居民房宅。
初看上去，三间砖房的外观并无大异。除了房西面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碎了以外，其余的门窗均完好无损。于是，似乎显而易见，凶手就是从那扇破碎的窗户潜入室内的。
室内的现场被保护着，维持在案发后的原始状态。那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
血染四壁，甚至天棚也溅上了一片紫黑的血点。乱蓬一团的被褥浸泡在血泊中，满炕尸体横陈、血肉模糊。一股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几乎令人作呕。
民警张福贵死在地下。炕上三具尸体，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看上去张福贵在死前与凶手是有过一番激烈搏斗的。他身上只穿着背心裤衩，估计原本是睡在炕梢的，此刻却头窝在炕墙下，身遭十七刀，倒地而死。胸部、腹部及胳膊几乎都被扎烂了。
张富贵的妻子孟繁杰穿着线衣线裤倒在炕头，与张富贵一样，头胸和腹部多处留下刀痕。张富贵十岁的大女儿脖颈几乎被切断，五岁的小儿子则被利刃从后背穿透了前胸。
面对此情此景，张崇新与董超的眼圈禁不住湿润了。站在他身后的两个年轻的刑警队员也都禁不住落下了眼泪。
悲痛之中，令人倍感奇怪和庆幸的是，张福贵七岁的小女儿张玉珠虽然腰部被扎三刀刺破了腹腔，却并未致命，竟能自己跑出家门。后来被急送到医院，经过抢救，终于脱险，存活了下来。
由于呼兰县隶属哈尔滨市，因此很容易得到省厅的援助！九点半左右，接到紧急报告的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也带领刑侦处与技术处的十余人火速赶到了现场。同来的还有一位着名的省公安厅高级痕检工程师崔道植。
公安部八虎之痕迹专家崔道植，当时他五十四岁，已经是黑龙江省痕迹检验方面的权威，案件一发生，他就马上出现在现场了
经过迅速暂短的分工布置，省、市专家和公安干警们分头行动。现场勘察，照相记录，尸体解剖，调查走访。各项工作同步进行。很快了解掌握了案情的大体过程：
清晨七时许，住在附近的张福贵的内弟媳有事来到张福贵家。一拉门没拉开，里面栓着。再一看窗帘还掩着。她以为还在睡早觉，就返身回去了。大约在八点钟左右，张福贵七岁的小女儿张玉珠（化名）突然满身是血地出现在姥姥家门前。这儿距她自家只有五十多米。
“玉珠，你，你这是咋的啦？”
姥姥家的人都被吓了一跳。
“我爸和我妈打架了！”张玉珠糊里糊涂地说。
这大概是张玉珠在夜间被惊醒时留下的印象。当时满屋漆黑，她只知道有人在撕打，却看不清谁是谁。除了爸和妈会打架，还能是谁呢？她不会想到竟发生了如此天大的不幸。而被刺伤后，她便昏了过去，早上苏醒过来，更被眼前的情景吓得莫名其妙，叫谁也不应，最后自己挣扎下地，把门栓打开从里面跑出来的。
姥姥一把把玉珠抱在怀里，玉珠的舅舅孟繁盛（化名）见状，立即奔往姐夫家。开门一看，不由大吃一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张口结舌，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过了一会儿，他稍稍冷静下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毕竟是警察的近亲，懂得千万不能破坏现场，因此他从厨房进去，启开间壁隔上的窗玻璃，跨到炕上一摸，姐姐、姐夫和两个孩子都已经肢体冰凉，早已经死去了。他立刻转身出屋，跑到派出所报了案。
晚上六时许，在许堡乡政府会议室，省城公安局副局长刘也亲自主持，听取了案情汇报，随即召开了案情分析会。
经过各方面一整天紧张的勘察、记录、鉴定，及走访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与案件相关的基本情况，由县公安局长张崇新作总体汇报。
张崇新的脸一直铁青着，他先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讲，后来禁不住站了起来，再后来他不由自主地离开了坐位，在屋中走来走去地讲上了。
首先，在崔道植的指挥下，刑警进行了细致的现场勘查，发现张福贵的一身警服被抛在炕头，裤子上的腰带全被用利刃挑开，一支“五四”式手枪连同枪套和腰带子弹都被拿走。屋内箱柜被翻得乱七八糟，不知又拿走了些什么。但照相机、手表和上衣内的几十元现金却没有动。
西屋地上有摔碎的玻璃渣儿。那是西窗底扇玻璃被启开时摔碎的。 现场只发现了一枚足迹，经鉴定被认为是42号农田鞋留下的。位置也是在屋内的西窗下面。
通过对张福贵尸体解剖提取胃内食物，发现有葱片若干，根据其被消化的程度，判断出死亡时间是在夜里十二点以前。
其次，就是张福贵一家人当晚的活动轨迹。可以确认，张福贵的妻子孟繁杰和三个孩子天黑后就在家里。但张福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通过对相关人员的调查了解，张福贵死前曾在呼兰县第一人民医院陪护生病住院的许堡乡一名领导，已经有三宿没回家了。
六月五日晚上七时许，张福贵曾到呼兰某个搞工程的人家里喝酒。快要喝完了的时侯，张福贵向主人要了几根大葱来蘸酱吃，并说他最爱吃大葱。饭后张福贵决定回家。主人劝他：这么晚了你还回去干啥。并且让他留下来玩几把牌。他开玩笑说：好几宿没回家了，得回去看看老婆了。
大约晚八点多钟，由呼兰县城区的一名派出所所长在马路上截了一辆卡车，把张福贵和许堡乡的一个干部捎回了许堡乡。也就是九点左右，张福贵与这位干部在公路边下车并分手各回各家的。其实张福贵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就近先到岳父家坐了一阵，喝了一气茶水。大约九点半以后才返回自家。那么可以估计张福贵脱衣上炕睡觉时至少也是夜里十点钟了。 而仅仅不到两个小时以后，他的全家就被杀死了，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凶手对他们家是非常熟悉的，甚至连当晚张福贵突然回家也在凶手的预料之中。
最后，则是张福贵的个人状况。许堡乡派出所只有三个人：所长赵同理（化名）、内勤陈琪震（化名）、外勤张福贵。六月四日陈琪震即去外地探亲了，案发时他不在家。
据反映，作为外勤民警的张福贵，1950年10月22日出生，被杀时才38岁。他从警时间较短，1985年才成为一名公安干警，平时为人热情，颇好与人交往，因此社会关系显得有些复杂，但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
（子敬语：社会上流传的一种说法是，死去的警察张福贵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笔者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反而是张福贵的妻子孟繁杰的老师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认为张福贵和孟繁杰两口子人非常好，他们家经营着一家小饭店，一家五口和和美美，没想到竟然遭遇了如此横祸。因此，笔者在以后的写作中也坚持这样的写法，即如果不能确认信息，就将受害者当作一个普通人，而不是有意将其美化或者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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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残忍杀害的张福贵同志
张崇新讲完，又回到自己的坐位上。这时，大家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也的脸上。
刘也今年五十岁。他是省城公安战线上一名经验丰富、头脑敏锐的领导干部。自从加入到这条无形的战线上二十几年以来，他亲自参与并领导破获的大案要案数以千计。
但此刻，面对眼前的这一新的血案，他仍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压力。但他可能想不到的是，作为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在未来的很多年，这种压力仍然如影随形。
刘也眉头紧蹙，显示出心中的焦虑。但他的声调依然沉稳，口齿清楚，显示出一股自信。他用简短而又明确的语言归纳总结道：
“这起案件的性质是仇杀，也就是报复杀人。一起案件被害人数之多，身中刀数之多，甚至连只有几岁的儿童都不放过，说明凶犯心狠手辣，气焰嚣张。
同时，从过往的历史来看，这起案件不仅是呼兰县建国以来极为罕见的严重暴力事件，就是放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少见的。特别是杀害对象乃我基层一线公安干警及其家属，影响很坏。
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凶犯将枪支劫去。说明了他有继续作案的企图，大家都明白，不像是民间的猎枪，容易携带隐蔽，很方便案犯的流窜作案，一旦案犯渡过松花江来到哈尔滨，甚至沿着京哈线进京作案，后果不堪设想。这就给我们的侦破工作带来了严重性和迫切性，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尽早破案。”
“同时，要向外界发布消息，就说张福贵同志的二女儿在医院，因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
他见大家脸上呈现出困惑的表情，但紧接着所有人又都明白是为什么了。刘也顿了顿，轻声说道：“大家别忘了，加格达奇那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