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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转眼间已经到了三月初。
呼兰这个春天给人的感觉，是阵阵冷风刺骨，迟迟不见转暖。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春脖子很长。”
被害案件发生以后，呼兰公安局的刑侦人员和省公安厅防暴队员若干人在刘文家附近隐蔽埋伏了十多天，再没见有什么异常动静，才将多数人撤离，每日只留两人继续埋伏监视。
在刘文家北面，隔道住着呼兰本地的老工人陈久名。
陈师傅今年五十多岁，几个闺女都已出嫁。平时只陈师傅与老伴两人在家。
大年二十八那天晚上，大约晚上八点多，老伴在厨下收拾碗筷，陈师傅坐在里屋看电视。这时，门响了几声。陈师傅开门一看，是一位老人站在门前，年纪比自己要大好多，胡子上挂着冰霜花，脸色冻得确青，看样子是远道而来，在屋外呆的时间不短了。
“你找谁啊？”陈师傅问。
“哦，我来找原先住在这儿附近的张老蔫，快过年了想来看看他，没想到他已经搬走了。想向老弟打听一下他去哪里了？”老人回答道，一脸黯然。
陈师傅见老人冻得直哆嗦，连忙让他进来说话。
老人进来后，摘下狗皮帽子，露出花白的平头。
陈师傅递给他一杯茶水，老人忙点头说：“喝点茶水行，热乎热乎，这外边可真够冷的。谢谢老弟了！”
陈师傅见他喝完一杯，再给他倒上。又递上烟，看他抽着。然后又问道：“张老蔫搬走了大半年了，你俩认识，他没有告诉你吗？”
“没有，他当初帮过我，但后来离得远了，不怎么来往。今年我手头宽了点，给他买了点东西，想送给他。”老人抽了口烟，回答道。陈师傅也注意到老人进屋后将一袋东西放在墙边上。
陈师傅说：“我也不知道张老蔫搬哪里去了，或许周围有人知道吧？”
老人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老人坐在那里喝着水，抽着烟，拿眼睛打量了屋子一圈，说：“你这房子挺好嘛！挺宽敞啊！”
“我俩住是宽敞点，孩子要都回来就不宽敞了！”
“那是，那是。”老人点头称是。
又坐了一阵子，似乎是抽够了烟，喝够了水，也暖乎够了，那人站起身，戴上帽子，和陈师傅告别：“我走了，谢谢老弟了，张老蔫搬到哪里，我过完年再打听。”说完，出门就走了。
陈师傅送走老人，回到屋内心里还纳闷：奇怪呀，他似乎没有对张老蔫特别上心，知道对方搬走后就不想知道搬哪里去了，那他来干什么？
更让陈师傅心里发闷的是那人的眼神，有点让人捉摸不透。一般年纪大点的人都有点老眼昏花的样子，可那人却不然，眼睛后面总好象还藏着什么东西。
此时，电视里正在演节目，陈师傅和老伴一起坐下来观看，刚才的事情就抛诸脑后了。
陈师傅觉得他刚看了没多大一会儿，就听外面“砰！砰！”传来三声枪响。陈久名年轻时当过民兵，所以他能听出枪声与鞭炮炸响的区别。
当时他心里“格登”一下，想再听听，却好一会也没动静了。他起身出门来到院里，四周静悄悄的，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于是他又回到屋里看电视。不想半个多小时以后，大批警车、摩托车相继呼啸而至，他才知道前院出事了。
“难道是……”陈师傅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当晚来到他家的那个老人。“不大可能啊，他那么大岁数了，看他走道都费劲了，怎么能干这么大的事呢？”陈师傅随后就把自己否定了。
第二天，他又把自己的怀疑讲给老伴听，老伴说他犯神经，说那老家伙八成都有七十岁了，走道直打晃，三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那老家伙能是对手？你就别没事瞎猜闷儿了。
经老伴这么一说，他也觉得是，便把报案的想法撂下了，心想，别没事找事了。
这些天，厂里、街道连续召开发动群众会，动员大家举报任何一件可疑之事，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点。陈师傅思想里反复斗争之后，终于决定把那晚上发生的事情报案。不过，他也有一些担心，怕是自己多疑，给公安局添乱，也给自己惹麻烦。于是他决定要讲也只当公安局长一个人讲，是对是错凭局长去判定吧。
赶上周三休班的这天，陈久名来到县公安局。门卫值班室的人员拦住他，他说要找张局长反映情况。值班人员说张局长正在开会，别人行不行？他说不行，专门找张局长，这事只能当张局长说。你们要给找，我就说，要不给找，我就回去了，不说了。
值班人员很认真，忙说，请你等一等，我给二楼挂个电话，让他们报告一下张局长。
没想到电话挂过去不大一会儿，张福田局长就亲自下楼来了，热情地把陈师傅领到自己的办公室，还亲自为他倒上水，递上烟，让陈师傅感动的有点着慌。好一会儿，陈久名坐稳了，喘匀了气，才一五一十地讲出了大年二十八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张局长，不瞒您说，当晚外边那枪声一响，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会不会……我心里真就那么想来着。”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报案？这都过去二十多天了。”
“我心里没底，拿不准呐？到现在我也拿不准。你寻思啊，他都六十多快七十岁的人了，能干了这事？不靠谱啊！可我总感觉，他那眼神和别人不一样……”
“那你看他，会不会是化装成老头的？本来三、四十岁，化装成六、七十岁了？”
“那不可能，那不可能。那天晚上我俩坐的近，我看的很清楚。人要老了，藏不住。脸上可以化装，可脖子和手你化不了。你瞅瞅我脖子上和这手上的青筋和皱纹，藏得了么？那家伙比我这还老的多呢。”
“你看他象是干啥的？象农民么？”
“他穿一身黑，棉袄棉裤外边都有裤罩。”陈师傅回忆着，“他说是我的老亲，象是从我老家来。可我怎么看他也不象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哪，不，他绝不是个农民。”
“那你看他象不象一个干部，比如厂里的干部，机关干部，退休了的样子？”
“也不象干部——厂里的干部，机关的干部我都见多了，他不象——倒有点和我差不多，象个城里的工人，可是，又有点怪，那感觉我说不上来。”
“你注没注意他身上带着什么东西？” 张福田又进一步问。
“东西？他带着一个兜子来的，至于里面是什么东西，不好说。”
“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得好好谢谢你，你今天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看来咱们公安工作真就得靠群众啊！再有什么情况，希望能及时告诉我们。” 张福田起身把陈师傅送到走廊里，和他握手道别。
送走陈师傅， 张福田立即把这一情况在破案领导小组例会上汇报了。
刘也听完情况以后，沉思片刻，突然手一拍桌子，醒悟道：“也许我们的误区就在这里！六十岁！，以往我们侦察的范围都在六十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都漏掉了！”
坐在刘也左侧的省公安厅刑侦专家、高级痕检工程师崔道植摇了摇头：“六十岁以上的可能性有，但不大。很明显，张福贵、贺瑞忱、这几个干警都是三十多岁的人，正值身强体壮，除了贺瑞忱，其他两人都有直接搏斗的过程。如果是六十多岁的人，能有这样敏捷的身手吗？即使是特警，到了六十几岁，恐怕也难如此吧！再说，在巴彦县万发镇，贺瑞忱家中，有程老师和王敏母女三个人与凶犯当面相对，他们都认为凶犯看上去在三十岁左右。”
董超说：“在贺瑞忱家中凶犯出现时是蒙面状态，而程老师等人当时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是不可能看准凶犯的实际年龄的，说凶犯三十多岁，那只是他们的感觉而已吧。”
“一个人的感觉在特定的场合下是可能会有误差的，但是程老师和王敏母女是三个人，三个人的感觉如果都是一样的，那恐怕就没多大差错了。” 崔道植的推理和辩论总是很有逻辑性，董超等人虽然不完全服气，但自知是辩论不过他的。
逻辑是逻辑，争议归争议，刘也更注重的是实际，他最后还是决定，扩大侦察范围——把呼兰县七十岁一下的男子全部包括进来， 逐一进行排查。要特别注意查找陈师傅所反映的这个人。
根据陈师傅的印象，第一步，重点在城里排查。
从最后两起案件分析，凶犯作案后消失得那么快，极大可能是在呼兰内就有其藏身之处。
在对城内七十岁以下男子进行排查时，除取验指纹而外，还增加了身份证照片审对一项。
当时，制作居民身份证工作刚刚在省城开始试点，周边市县按计划要到第二年才开始进行。经破案领导小组的请示，又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省公安厅决定率先在呼兰开始试点，从省城调集力量，为呼兰十八岁以上全体居民制作首批身份证。
这项工作，按照居民户口所在地，在呼兰县的所有派出所设置专项工作站点，同时进行。
果然，很快就有了收获，当晚到陈师傅家的那名老人找到了！
然而，真相浮出水面的时候，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原来这名老者叫李瑞镇，是火柴厂的一名退休工人。而他来找张老蔫，不是来表示感谢，而是来寻仇的！
原来，好多年以前，李瑞镇和张老蔫都是火柴厂的工人，关系还不错。可后来，李瑞镇发现张老蔫和他老婆不清不楚，两人为此干了一仗。可没有捉奸在床，李瑞镇也没什么办法。但他心一横，将家搬到很远的地方。果然，从此以后，老婆和张老蔫之间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就在半年前，李瑞镇的妻子过世了，临去世前，她终于承认自己当年出轨了，而对方就是张老蔫，她抓着李瑞镇的手祈求丈夫原谅自己，李瑞镇见妻子马上就要咽气了，只好选择原谅她。但将妻子发送走后，他心中仍然有一根刺。
最终，他决定报复张老蔫，自己利用以前学的知识做了个土炸药，决定在大年二十八这天来到张老蔫家和对方同归于尽，没想到对方搬走了，他灰心丧气，这口报复的气泄了，也没有再找张老蔫寻仇。
张福田和刘也、董超搞清楚来龙去脉后，自然是非常失望，但经过这件事，大家觉得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必什么都做不了。因此对这部分人口的排查，仍然是有必要的！
然而，每个人心里的压力丝毫没有减轻，因为，连环杀手，一般很难主动停止作案！此时，凶手又会把目光，放在哪位警察的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