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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是向内的、是自主的、是主体性的。
幻想终究只是幻想，它不是想象，可以通过艺术等形式向外输出，它只能植根于我的内心世界，在我的精神世界中建构起自身的图像。
有关“妈妈”的幻想在我脑海中排练了无数次，但终究没有外化和实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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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那年，妈妈走了。十一岁，多了个后妈。十三岁，又多了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于是，一个家庭的尴尬局面无可避免地形成了。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后妈，完全切断了妈妈会回来的执念，更击碎了我心中为父亲塑造的形象。
我尝试割舍有关妈妈已经离开的历史，我不希望那是真实的历史。
我多么希望那段糟糕的回忆只是我的一段想象外化的结果。
但历史终究是过去真实的一段，无论如何割舍、切割、划分，我们终究无法篡改历史。历史是当下消逝的每一秒形成的，“往者不可追”，现实的真相是残酷的。
“瑾瑜，以后小丽姐姐就会加入我们的家庭了，她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的。”
即使爸爸不说，我也很早就发现两人的端倪。妈妈走后的三年，爸爸基本上没有带过什么朋友回来，小丽姐姐是第一个。
两人的婚礼一切从简，不久后，小丽姐姐（这时候应该改称小丽阿姨）一件件的行李搬进我们的家，正式入驻成为这个小家庭的女主人。
看着爸爸将钥匙交给她，看着两人恩爱、甜蜜的互动，我心中对妈妈的思念倍增，关于妈妈的一切在我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上演。
没有人会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也没有人可以取代妈妈在我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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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是真相的包装纸，可以包裹真相、谎言，也可以包裹着思念、悲痛、无奈。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愿意轻易掀开表面的包装纸，因为内在的真实未必与我们表面看到的美好相符。
我说不出小丽阿姨有什么不好，但也说不出她的优点。我从她的目光，看到了无从适应的眼神。她看不到我所看到她投向我的目光。如果她可以从我的角度去看待这样的目光，那我想，她也会明白我内心隐藏着的焦虑与无从适应。
十二岁生日，小丽阿姨入驻成为女主人公后，第一次迎来我的生日。从小到大，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水果蛋糕。但那一天，她主动提出由她安排我的生日，从蛋糕、家里的装饰再到晚餐，都由她一手操办。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水果蛋糕，而那天我就收到了第一份生日礼物——水果蛋糕。我看了看蛋糕的模样，尽可能压抑内心的失望与反感，一句话也没有说。
这时候爸爸才告诉她，我从小到大最抗拒的就是水果蛋糕。我不是不喜欢水果，只是不喜欢水果与蛋糕的结合。
小丽阿姨向我道歉，“瑾瑜，阿姨不知道你不喜欢水果蛋糕，下一次一定注意的。”她道歉的时候，我无法从她的眼神中看出真诚、真心的愧疚感。
或许她觉得只是小孩子的一次生日，不必太放在心上，但对于一个尝试接受她的存在和加入的孩子而言，这是非常不合格的表现。
往后的日子，她对我的关心只能说得上“尽本分”，皆是流于表面的关心。生病的时候，带我去诊所，按时提醒我吃药。也不能要求她像妈妈一样，陪伴在我身边，时刻为我量体温，询问我的状况，毕竟我们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思考，难道只有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关系才是永恒的吗？如果她待我如妈妈待我一般，我是否也会接纳她，并称呼她为“妈妈”呢？
不知道，毕竟如果，终究只是如果。说白了，这些只是我内心世界的对话、斗争与讨论，只要我不说，它们都不会外化成外界可以接触的内容。
一年半后，小丽阿姨怀孕了；十个月后，妹妹出世。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成了这个家庭的边缘人物和边界。我的存在，让这个家之所以称作家，但在他者看来，我和这个家庭的关系是矛盾的。
就像科萨的《天使报喜》画中的那只蜗牛，我与画中的人、环境都处在不对称的比例关系当中。我虽处于这幅画中，但永远只会站在边缘上。我的存在，只是作为他者观看这幅画的提示，让他这意识到他们与画作之间的关系。
爸爸和小丽阿姨的心思都放在妹妹身上。白白胖胖的小孩子是最会讨他人欢心了。我也很喜欢妹妹，但每一次想要帮忙照顾妹妹，都会遭到拒绝。我已经十三岁了，爸爸和阿姨却依然不放心我照顾妹妹的能力。
直到有一次，爸爸和阿姨刚巧不得空，我终于有机会好好地照顾妹妹，逗妹妹玩。那个时候，妹妹已经七个月大了，虽然还不会走路，但爬行技巧却相当“成熟”。结果，在我不留心的一个瞬间，她跑到桌子旁边，一个不小心，就撞倒墙角，额头流血了。
那一次爸爸严厉地斥责我，也是妈妈走后，爸爸第一次如此责怪我。小丽阿姨看着爸爸斥责我，也没有为我说上一句缓解氛围的话。
我成了这个家庭多余的人。爸爸、小丽阿姨、妹妹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和谐的局面。
从此，我独来独往，变得更加自立，习惯地将各种经历、心事内化为自身的秘密。我不会主动和爸爸分享我的日常，除非他问起。
他从来不过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