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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的进行时，同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源于两个导火索。
“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内忧外患。”天使追感叹。
“你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吗？”蒙易问。
“呃…不太清楚。”蔷薇支支吾吾回答。
“马神甫事件就是其中之一。”“又称“西林教案”，是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1853年（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家乡广西西林县定安镇（以前定安归西林县，后划到田林县），马神甫披着宗教外衣，与当地恶霸勾结，进行侵略活动。1856年（清咸丰六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的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当时的法国，就以此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蒙易给蔷薇解说到。
英国则在1856年10月8日，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
法国在1857年与联合英国出兵侵华。
到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六日内指派全权大臣谈判。俄、美的照会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所谓“调停”上。英、法侵略者并无谈判诚意，只是以此拖延，加紧军事准备。
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守将谭廷襄等人毫无斗志，弃守逃亡，加上炮台设施陈久简陋，落后，孤立无援，大沽因此失陷。到26日，英法联军沿白河而上，攻打侵入到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京师。
6月13日，清廷慌忙任命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与英法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威逼恫吓之下，分别与俄、英、法、美签订了《天津条约》！
《清英天津条约》共有五十六款和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和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有：
1.公使常驻北京；
2.增开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称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
3.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
4.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
6.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7.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此外，俄、美公使还利用“调停人”身份，用狡诈的手段，分别在13日和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清朝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埋下了伏笔。
同年，沙皇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陆续南下。咸丰皇帝对条约内容感到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不容修改《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硬是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清政府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大沽一带防务，自1858年英、法舰队撤走后，清政府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6月25日，英海军司令贺布亲率12艘军舰从拦江沙开往海口，下午3时贺布下令英法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清军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英勇抵抗，发炮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由于清军火力充分，战术得当，击沉击伤敌舰10艘，毙伤敌军近500人，重伤英舰队司令何伯，英法联军惨遭失败，这也是鸦片战争以来，清军唯一的—次胜利。
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已在条约签字。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统治阶级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1860年2月，英、法帝国主义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约七千人，扩大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侵略军占大连湾，法侵略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清政府在大沽战役获胜后，幻想就此与英、法帝国主义罢兵言和。当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还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总须以抚局为要”，并派恒福与英、法使者谈判。前敌统帅僧格林沁则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伊格纳季耶夫为英、法提供了北塘未设防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