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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换的律师是抱有很大的希望的，听说她是律师所的部长。我想，一个部长亲自过来办我这个案子，这是荣幸，之前的纠纠葛葛也就不要去多想了吧，也许从这里就要翻篇了呢。
她第一次来了告诉我，我交给实习律师的两万的差旅费，实习律师来过一次减去一次的差旅，还剩下13000已经转交给了她。我心想，四次差旅费20000，那么使用了一次，是不是应该转交给她15000呢？果然在这里又成了个梗。
这个律师她比较贴心的地方在于，说话柔声柔气，有时候及时的表示理解你的遭遇，能安抚你的内心。这在她看来，算是额外的付出了。本来她的工作是不包括安慰别人的，现在她已经超出了工作范畴来安慰你。而且她能来接我这个案子，她说也是前面的实习律师求着她的，求了她很久，她才愿意接的，她是为了帮实习律师的忙，才接我这个案子。第一次我们见面在房间里在谈及案件整个过程的时候，我也谈及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她的倾听让我感到亲切。通过后面的接触发现，她从一接下这个案子，心里就有点数了，最初没有表现出来，慢慢的随着长途办案带来的不适感递增，以及交通的不便带来的麻烦，她的那种不适就越发的明显起来。这个案子她们觉得收的钱太少太少了，完全不在她们律所所谓的一个标准里面，完全是出于同情才收了六七万。（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出于人情的话，这类案子她们会收多少，也不清楚她们的标准）似乎，她们有接不完的大案子。我这个案子不讨巧的地方吧，收的钱少，距离还远。过来一趟长途跋涉，转几道车，太耗费精气神。
这又回到了最初谈这个案子的时候，实习律师跟我交代的一切，也就代表了他作为律所的成员跟我承诺的一切。清晰的记得，那是在夏天还没来到的时候，我站在窗子前接的他的电话，我们谈完了费用的问题，当时我的心里就觉得吧，这可是不小的一笔，超出了我的预算。他开口就是五万，我思考片刻，答应了他。过一会儿他再打一个电话来，说跟律所的人商量了五万不行，得六万。怎么又多了一万，因为涉及到两个人的差旅，因为他是实习生，当时还没有律师证，需要一个老律师带带他，之所以产生两个人的差旅费的问题，就由我来承担了。我想了想，这个律所的主任曾给过我多次正面的指引，就算是她所里的实习生，只要能用心给我做这个案子，就相信吧。实习生来了一趟我的老家安徽说是水土不服，旅途这么颠簸，南方的气候也不适应（我们老家离杭州近，从北方先到杭州，再从杭州到广德的火车只需两小时）。实习律师心里筹划着，怎样能退掉这个案子，最终又能圆的过去，最好不用他承担后果，又不会被律所责怪。最终在他的魔术般的一天三变的语言模式中，我终于提出不愿意再让他来代理我的案子了。
换了律师来，折腾了两次长旅，她也深感这趟旅程实在是折腾啊。回程飞机晚点不说，她说订好的酒店也退了，各种因为距离而带来的不便，大大削减了她想继续过来打这场官司的决心。她很清楚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和身体都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上次法院同意我们自己去找鉴定机构的时候，她就让我一个人去做这件事了。最初是我自己提出来想在上海找找看，那也是在她并没有说要帮我找鉴定机构的情况下，我自己不得不找啊。要跑路的事，要耗费体力的事，要跟法院或医院沟通的事情，都交给我独自去做。这样一来，一旦没做好，那也是我自己亲自做的，与她无关。
我找了一家愿意做这个鉴定的，把法医的电话发给律师，希望她能帮我打个电话给法医，律师拒绝了。她的理由是，我自己直接跟法医沟通更好，她不便插进去，她再一说，反而会起反作用。最终，这个事情没有敲定下来。法院的人把资料送过去之后，没有送到那位法医那里，而是送到另一个部门，且法院的人多了几句嘴，撒谎说这份材料被好多家鉴定机构退了，人家不想找麻烦，也没有愿意收下这个鉴定。律师又说，你看啊，这个事情交给你做的你没做好吧。是吧。
律师主动提出来，去湖州九八医院调取主观病志的那次，上次实习律师拿着法院开具的调取令都没调取到病程单，可是最后，还得我来为他的办事不利买单。新换的律师提出来这个主观病志的重要性，肯定是要弄到手的啊，那么她不辞辛苦，也要费心费力的给我去调到那个东西。说的就像那是她工作额外的事情，本来她的工作不包括去调取这个病志的，本来她可以在律所忙着应对更大的官司的，为了我的事，她不惜把她手头上的事情放下，出于同情和帮助，帮助我来把这个资料给调到。多么仁至义尽了。牺牲了她的时间，牺牲了她的精力，牺牲了她的赚更多钱的机会，来为我这个本来不属于她的工作范畴的事来额外操劳，这是多么超额的一次付出啊。
所以呢，涉及到新的差旅费5000元，必须由我提前支付，否则她是坚决不去的。她说我前期支付的差旅费还包括剩下两次的差旅费，一次是鉴定时需要用的，一次是最后一次开庭需要用的。那如果这次把最后一次开庭要用的差旅费给用了，最后一次开庭了她来不了怎么办呢？她说到时候如果我还要为难她，不付给她差旅费，她怎么办呢？听到这些，我的心里又是一阵冰凉。人和人之间的防备需要这么大吗？真正涉及到利益的时候，她的反驳能力，工作能力，策划能力，完全超出了对付我的对手的劲儿。但她所说的，又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如果她把应对当事人的这股劲用来应对我的对手，估计这个官司并没有那么难。无论从她个人付出精力的角度，还是省事的角度，对付我更容易。对付了我，这个官司她就打的更没有负担了。对付我，官司打不赢，一切后果都由我自己来承担，她可以有一堆的理由来撇清自己。我感受到的是，官司的输赢，对律师来说，无关痛痒。在去调取九八的病志之前，她叫我给九八医院病案处以及医务处主任打电话，让我先确认，看看两个人在电话里说的结果是否一致。我打给病案处电话，也是当着她的面打的。这是她的谨慎小心吧。对于一个有资质的律师来说，拿到法院的调取令，去医院调取一份资料，是不是需要那么繁复，繁复到必须需要当事人也亲自给医院先打电话确认，沟通清楚，她再出发。人家花钱请你打官司，官司打到什么程度，事事都要当事人亲自去打电话，亲自去参与，亲自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