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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从皇甫嵩帅帐回去，来到越骑营所部指挥所，只见戏志才正与郭嘉分析情报。黄巾之乱已然平息，伏龙山庄情报部门的工作重点又从搜集军情转到官场内部信息的搜集上来。
除此之外，阳翟县一众豪门目前正与颍川郡内大族进行磋商。由荀彧牵头，各个豪族一同响应，将各地的经济情报、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信息搜集整理，并辑录成册，在颍川郡各大豪族内部分发，以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
不要怀疑颍川郡的豪族能否具有如此巨大的能量，颍川在历史上一直是大郡，自设立以后一直是京师之外人口最多，最为繁华的地方之一。尤其是东汉定都洛阳后，更是突出了它位置的重要性。在这个交通极不便利的时代，颍川的重要性就仿佛后世的天津一样，大多数要进京的人，都要走颍川。
而颍川当地的豪族，也不只是种地的。可以说此时的豪族一边喊着重农抑商，一边指导自己的家族进行全方位经营。种地是根本，这个时代，靠买粮食过日子的家庭自然还是极少数的，所谓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便是居住在京师的宗室所吃的粮食，除了禄米外，也大都是自家的田里种的。虽然不是亲手耕种，可毕竟吃着放心不是？
然而，此时以农为本，兼事商贸的庄园经济形态决定了庄园生产产品的多元化。此时的庄园，便像伏龙山庄一般，并非完全种田的。许多地方便会利用本身的优势，进行多种生产和经营。比如伏龙山庄，不仅生产粮食，以供应庄中人的口粮，还出产动物皮毛，还要进行酿酒、烧砖、烧制水泥等一系列副业。
当然，像伏龙山庄这样副业众多，而且每个副业都赚得盆满钵满的变态毕竟是少数。
毋庸讳言，天下豪族大多在进行着商业行为。商人交通天下，所见所闻较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而且他们的商业敏锐性，也是超出常人的。况且天下许多大族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取得在当地人看来并不值得保密的风土人情乃至地理环境等信息，却也没有太高的难度。
因此，由荀彧主持修撰的《九州舆图》一书，虽然历经重重困难，在颍川豪族的通力协作之下，却没有郭斌当初想象的那么艰难。这本书目前虽尚未完全定稿，其书稿原件却早已被送到了郭斌的桌案上。虽然书本的题目相同，郭斌桌案上这本，却是更加精细，资料也愈加丰厚。
在郭斌看来，这本书虽然尚难以用于军事用途，若是以之向阳翟县学中的孩子们普及人类社会学及地理学知识，却是绰绰有余了。因此，他给荀彧去信，让他以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量印制本书，除了供豪门大族的交流之用，阳翟县学中的地理学课程，便是以此作为课本了。远在下曲阳收到司马徽信件的郭斌，甚至能感受到他隔着书信所透出来的愉悦与振奋。
非但如此，在这本《九州舆图》编订的同时，郭斌还给荀彧和司马徽去信，要求两人合作，为《九州舆图》出月刊，上面刊登的便是各地商人或者学子的投稿。其内容或是记录各地山水，或是介绍各地风俗，又或者是优秀的散文或诗歌。依照郭斌赚钱多，却极为抠门的性格，这创办月刊的钱自然是不能让官府来出了。售卖，是《九州舆图》月刊收益的途径之一，另外，在月刊的各个夹缝中努力生存着的商品广告，则是其另一个收益途径。
非但郭斌会算计，作为阳翟县学校长的司马徽在为学子谋福利的事情上也是毫不含糊。无论是《九州舆图》，还是其每一期的月刊，紧邻县学学堂的县立图书馆中都有收藏，供市民和县学的学子借阅。当然，以目前阳翟县中的识字率，前来借阅书籍的除了军人便是学生了。
这个图书馆的创意，是当初郭斌与司马徽聊天的时候装13，无意中说出来的。司马徽感于贫穷学生没有书读，深感这是个好主意，便缠着留守阳翟县，帮着赵云治理县中的徐庶，商量这个事情。徐庶考虑到郭斌对于成年人识字率的重视，觉得县中适龄儿童施行了义务教育制度，成年人若想识字却没有个去处，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而若有了图书馆，那么成年人想要提升自身水平便也有了个处所，便答应了司马徽的要求。
非但如此，徐庶还要求司马徽，让县学中的学子趁着下学的功夫前来图书馆组织夜学，具体内容便是为成年人普及汉字。这样光大圣学，又可以锻炼学生的好事情，司马徽自然是举双手赞成，非但将县学中的优秀学子派了过来，更是将县学中的阶梯教室在夜间开放，专门供想要读书识字的成年人学习之用。
就这样，在多方的努力下，阳翟县中的识字率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是众人所始料未及的。自然，这都是后话了。
这边，郭斌将皇甫嵩将上书天子为卢植求情的事向戏志才与郭嘉两人说了，他们也是欢欣鼓舞。因为卢植在广大士人阶层之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戏志才和郭嘉的心目中，卢植怕已然是偶像级别的了。
因为卢植与蔡邕二人，是在朝中的经学大师，其学术地位之高，远超同侪。然而，二人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蔡邕侧重于清谈，弹琴赋诗、舞文弄墨、针砭时弊，乃至学术研究，是其所长；卢植之学则侧重于实用，讲究的是经世致用，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便仿佛宋代的横渠张载，又或者明朝的王阳明。
所以，卢植不仅可以参与修纂经学，更可以带兵打仗，乃是实实在在的文武双全。
因此，卢植这样的性格和学术观点，正是对了戏志才与郭嘉这样不太看得起手无缚鸡之力的骚包书生之人的胃口。
可当说起皇甫嵩上奏折弹劾中常侍赵忠之事时，众人却陷入了沉思。过了不久，戏志才道：“主公，依我看来，皇甫将军这是想要自救罢了。”
郭斌道：“哦？此话怎讲？”
原本皇甫嵩既已剿灭黄巾贼寇，大功已成，威震海内。适当地表现一下存在感，试一下天子对自己的看重和恩宠，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借着带领大军回京的时机将卢植捞出来，也是极为合适的时机。
然而，此时若是欺负个寻常的官员，飞扬跋扈一下，尚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是若得罪的赵忠是的话，那就真是要作死的节奏了。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赵忠是十常侍之一，是天子近臣啊！所谓阎王好斗，小鬼难缠。天子可能还顾忌你刚刚为大汉王朝立了大功，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容忍你的桀骜不驯，可赵忠就不一定了。毕竟你所谓的立功，其效忠对象都是天子啊，管我一个宦官什么事？可你一旦惹了我，若我不报复回来，那岂不是太没有面子了？以后这小弟还怎么带？
汉朝的宦官与宋明的相去甚远，宋明的宦官许多都是知书达理，精通经史的，而赵忠就是穷苦人家出身，因为参与诛杀梁冀之功，封都乡侯。为人贪婪而残暴，又哪里读过许多书了？所以，在其身上看不见表面上一团和气，玩的却是袖里乾坤的高层斗争的常态，而经常表现出来的，则是乡间地痞邀斗时的贴身肉搏。这种人睚眦必报，又仗着有天子的信任而常常肆无忌惮。
非但如此，有情报称，中常侍张让曾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他没有给。
这样可算是将十常侍往死里得罪了，只要在日后对景的时候张让和赵忠给他上点儿眼药，便是身为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也难以招架得住啊！更何况，他这个左车骑将军颇受天子忌惮，功高难赏呢？
想到这里，郭斌悚然而惊，看向戏志才，满脸不可思议。
戏志才见郭斌如此神情，知道他也想到了事情的关键，方拿起一张纸条，交给了郭斌。
郭斌伸手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十一月，羌人北宫伯玉、李文侯反叛，劫凉州督军从事边允与凉州从事韩约为人质，不予放还。后攻阿阳县不克，转向攻打金城郡，斩杀金城郡太守陈懿，边允、韩约从贼。”
看罢，郭斌怒道：“羌人平而复叛，着实该杀！”随即惊道：“志才的意思是？”
戏志才点点头，道：“不错，皇甫将军本是凉州豪族，其所得消息定然比我等要早。恐怕，这才是他脱身的计策。”
郭嘉缓缓地道：“先是得罪了十常侍，待其回朝，十常侍必不能容其在朝中，十有八九便是前往凉州剿匪。所谓多做多错，只要皇甫将军上了前线，十常侍想要怎么拿捏便怎么拿捏，届时，只要随便找个罪名便能治了皇甫将军的罪。而只要拖得到那个时候，皇甫车骑官位一削，天子的忌惮自然便不存在了。所谓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端得是好计策！”
郭斌点点头，皇甫嵩之所以得罪了张让不算，还要在如今情势微妙的时刻弹劾赵忠。这分明是怕张让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撬动自己这个左车骑将军，而要让赵忠也在这件事上出一把力，看起来得罪天子近侍，是找死的行为，可他毕竟刚刚立下大功，得罪的又不过是两个宦官，便是再严重的后果，也不过是被贬官而已，性命和名声却是无碍。
在这个时代，名声便是一切，只要名声坏不了，在士人阶层中的地位便不会受到动摇，还可能因为得罪宦官而声名大振。只要在士人阶层中的地位无碍，则起复之日便不会远。郭斌不得不佩服皇甫嵩的手段之高明：这恐怕是在不损害名声的前提下自保的最佳策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