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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一朝的典章礼仪,规矩律例,影响有唐一代。有夏以来,三王以降,文韬武略,无出太宗之右,太宗本人也颇矜能伐功。适逢隋唐之际,华夏兴盛,四夷不振之时,太宗急欲建万代基业,做旷世君主,德过三皇五帝,功过秦皇汉武。区区华夏之尊,已容不下太宗的远大抱负,做天下的共主,才配得上太宗的雄才大略。故廷议之前,方略已定,成竹于胸。
彦博之策,本是太宗所欲;魏征之言,纵是可行和妥善,只是本非所欲,虽能洞察其理,但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据理而自制,故虽有善纳谏言之美名,但急欲建立空前绝后之功业,故听而不纳。自此胡人长期盘踞河南之地(即今河西走廊,汉武帝从匈奴夺取之后,一直属中国所有,此地水草丰美,宜农宜牧,是中国培育与放养战马的最佳地域,将其送给胡种,一旦不归所有,无异自毁长城,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从此断了华夏反制来自北方的军事命脉。华夏文明以后的祸患即发端于此。太宗之后,高宗、武周、玄宗的门户更开。
开元之时,唐朝达到极盛。唐玄宗改元天宝后,志得意满,决意放纵享乐,从此不问国事。在纳杨贵妃后,更加沉溺酒色,信用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安史之乱爆发时,朝廷除郭子仪是汉族大将外,无论敌友,统兵者均非华夏之人,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如蕃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句丽人高仙之,契丹人李光弼,突厥人哥舒翰、李怀光、仆固怀恩、阿跌光进等)。从太宗朝的开门揖盗,到玄宗朝的借鼠守仓,唐王朝自己种下的祸根,迟早会生出怪胎。没有安禄山,也有其他的胡人作乱。
从公元621年削平群雄到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我们极力推崇的唐王朝仅给华夏万民135年的休养生息(作为中国历史的主要朝代之一,这个时间并不理想)。其间虽然经历多次战争,除了徐敬业起兵谋反武周外,基本上都是对外的扩张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大量异族民众进入华夏的心腹地带居住,唐王朝的幅员进一步扩大。近世人们所称颂的大唐国国土历史第一,指的就是开元时代。然而,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和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以成祸根,安史之乱刚息,藩镇之祸又生。太宗时代迁入腹心地区的胡人,或平乱有功受封,或因招安受抚,从此割据河北、陇西、山东等地,连传统的华夏领地也有不少失去控制,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大唐帝国的疆土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二;就在这仅余的三分之一疆土上,也是藩镇割据,无力统一,中央政府仅仅维持了一个虚幻的唐王朝名义。从某种意义看,晚唐的气象倒和春秋时代的周王朝很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