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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两国的外交中,战与和都是策略问题,所谓“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尤其在军事实力悬殊的情况之下,议和并不等于卖国。李世民英雄一世,称臣于突厥一事在正史上是极力回避并淡化处理的,事实上李世民不但称臣于突厥,还使用过突厥授予的“狼头纛”。同样,在鄂州之役中,贾似道与忽必烈不过是议和而已,并不像《宋史》所说“称臣”。考《元史?世祖记》,仅云约和并无称臣输币之语。当时蒙哥汗刚刚身死,贾似道已经知道,遣使约和之日,正是忽必烈决定退兵之时,哪有称臣之理!此时如能达成合理和议,亦未始非为好事。实则宋、元兵事之开,乃史嵩之等侥幸邀功之心造成,至贾似道之时,宋朝已颓象四露,这并非贾似道的责任,相反他是背包袱的。而后来在贾似道兵败丁家洲力主杀贾似道谢天下的陈宜中,在元军兵临城下时是何表现呢?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元兵将至临安,宰相陈宜中,遣使乞降,求称侄纳币,不从,则称侄孙,伯颜亦不许也。”侄子做不成,就要做侄孙,连侄孙也做不成,自取其辱,后世之人读史至此,也只能摇头叹说:“亦古之所无也。”
比较贾似道的武略,在文治上,贾似道更有可取之处。自“端平入洛”到宋蒙战争全面爆发,南宋的经济已经崩溃。于是贾似道推出了让他被骂了千年的《公田法》。公田是没收不法官僚的大量土地,逃户、尽户、没人继续被政府收回的田地,江河淤积的沙田,还有军队开垦的营田的统称。在宋高宗赵构时期,除一部分划为寺院、学校外,其他公田全部卖断给私人经营。通过变卖公田,政府在短时间内迅速融进一大笔相当可观的资金,这笔钱70%上交朝廷,30%留给地方,除了用于军费之外,还可以减少人民的苛捐杂税,在战争时期减轻政府、人民的经济压力。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卖断公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理宗时期,公田因为买卖,数量已经减少,而买公田的,恰巧是富商豪绅和官员。一方面是朝廷经济崩溃,一方面又要筹集军费。贾似道只好推出“公田法”重新为朝廷筹钱。《公田法》的具体实施建立在限田制基础上,首先将官户田产超过标准的部分,抽出三分之一,由国家回买为官田,再租赁出去,倘若每十亩可收六七石租米,就能解决军粮、会子、物价等问题。最初回买公田的对象是官户超标之田,定下的标准是一品限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为五顷。《公田法》直接涉及到官僚地主的利益,理宗下不了决心,贾似道表示将甩袖不干,辞官归田,理宗这才同意在浙西平江、嘉兴、安吉、常州、镇江、江阴等州府实行,再推向各路。贾似道为了使新法推行,带头献出浙西一万亩田作为官田。可想而知《公田法》直接损害了统治阶层的利益,即便是贾似道带头贡献万亩良田,仍不能堵住悠悠之口,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执行官员借新法,强买豪夺田地。《公田法》为财源日竭的南宋朝廷在短期内筹备了一笔不小的财产,并利用这比财产在抗蒙战场上取得不小的战绩。但《公田法》是国家强制性改变个人土地的所有,即便它的目的是光荣的高大的,却损害了士大夫文人阶层的利益。到德祐元年,丁家洲之战失败,贾似道只有出来背这个黑锅。三月,朝廷下诏废《公田法》,而贾似道也不免身败名裂,被士大夫文人阶层骂了一千多年,也让他在厕所被郑虎臣一介匹夫所害。
总的来说,贾似道是一个权臣,却不是一个奸臣。他的目的很清楚,是维护南宋的江山社稷。他有能力,但不足以力挽狂澜。孙珲始终认为,是史弥远和理宗害得他身败名裂。如果不是“联蒙抗金”和“端平入洛”,南宋的经济不至于崩溃得如此快,如此厉害。纵观贾似道一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权奸愿意为了维护朝廷的存亡亲自带兵上前线。即便是主政朝廷,也不会背千古骂名主持改革。在南宋末年,人才匮乏的年代,细观同时代的人物,只有贾似道有能力为相。况且贾似道尽管私生活非常不检点,但至少在改革时期能以身作则,万亩良田,不是任何一个人敢拿出来的!虽然,《公田法》和《打算法》都并不成功,但尝试改革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如果他是一个只知道“声色犬马”,不问国计民生的奸臣,一个奸臣又何必为国家兴衰操心呢?
孙珲一直希望,有那么一天,中国历史上很多被“脸谱化”的历史人物,能够回归历史的真实。因为,只有了解真实的历史,才能更好的面对现实!
而中国文人历来喜欢互相倾轧,一向是只顾自己私利,不管国家大义。从唐代“牛李党争”到宋亡,文人阶层的斗争总是会给失败者人格上抹黑。这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人统治的一大亮点了。
对于宋代文人书史时的无耻无底线,孙珲本人也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的事迹,不就是给宋朝的文人恶意的从史书当中抹掉,现在完全变成了民间传说的吗?
听了孙珲的简要讲述,叶楚楚和肖甜甜都明白了过来。
“照孙哥你这么说,咱们这一回还得和‘蟋蟀宰相’合作才行嘛。”肖甜甜说道。
“同贾似道合作肯定是必须的,但从孙哥刚才说的来看,想要扭转宋朝给这帮无耻文人把持的局面,光同他合作只怕还不够。”叶楚楚说道,“还需要另外的力量。”
“什么力量?”肖甜甜好奇的问道。
“外力的话,就是蒙古人了。”孙珲明白叶楚楚的意思,替她说出了答案,“让蒙古人造成的空前危机来促使宋朝发生根本性转变。”